近段时间,对于“以房养老”的讨论再度升温。10月20日,北京市民政局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十二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房养老”,鼓励商业保险企业、商业银行或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建立公益性中介机构,开展“以房养老”(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试点业务。新近召开的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会上,民政部官员也明确表示将试推“以房养老”。
但就在此前,银监会已经明确指出,在诸多因素制约下,“以房养老”在中国并不现实。问题很明显,“以房养老”的热议与老龄化带来的巨大压力不无关系。老龄化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正视的现实,但中国今后的情况也许更为严重。面对汹涌而来的老龄化浪潮,中国远远没有做好准备。
首先,中国的老龄基数大,增速快。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老年人比例显著提高。国务院8月17日常务会议预期,“十二五”时期,中国将出现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迅速增加到16%。
其次,中国在养老服务方面的准备极为欠缺。劳动人口结构变迁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结构和经济基本面的系统性改变,从目前来看,在养老公共服务方面,中国依然步履维艰。根据2009年的统计,北京市有226多万老人,其中有9万多人有进养老机构的意愿。但是,北京市在2008年的时候只有3万多张床位,与社会需求的9万张床位有巨大的差距。不仅是北京,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养老机构都是一床难求。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有38060个,床位只有266.2万张。而根据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给出的数据,到2010年年底,养老机构的总床位数是266万张,平均每100位老人占有1.5张的床位。这个比例是相当低的。问题是,中国的养老离不开社会化这条路。背负住房、教育、医疗等重担的“421家庭”,面对2个人照顾4位老人的无奈,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一项调查显示,59.7%的人感觉自己赡养老人的经济压力大。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式微。
第三,中国有庞大的农村老龄人口。社科院日前发布的《2011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失地农民作为农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数量迅速扩大。目前,中国失地农民的总量已经达到4000万-5000万人左右,而且仍以每年约300万人的速度递增,预估到2030年时将增至1.1亿人左右。据抽样调查,有60%失地农民生活困难。有81%的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担忧,其中担忧养老占72.8%、经济来源占63%、医疗占52.6%。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却在城市中屡屡遭遇户籍瓶颈。“候鸟化”、“空巢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农村中的青壮年在未来必须做出艰难选择:是留守在家中赡养老人,还是外出打工挣钱?任何一个选择都是必要的,但同时也是矛盾的。
第四,中国的养老产业和政策几乎跟不上形势。以住宅为例,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刘东卫指出,“在日本,目前不管是政府投资开发建设的普通建筑还是私营开发商建造的住宅,全部进行适老化设计,但我国无数开发商,还在跑马圈地炒概念,在万科、绿城等大开发商早就抛弃错层设计的时候,还有不少开发商在做错层设计,炫耀建筑物外壳的时候,没有人关注建筑里面的瓤如何。”
中国关于养老的相关政策也与实际脱离。新鲜出炉的《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指导性收费标准》规定,护理自理老人的全职保姆月薪在1600元-1800元,护理失能老人的全职保姆月薪在1800元-2500元之间。但这种规定能实现吗?有某保姆中介公司人士表示,“就目前的形势,5年之后北京市民可能就雇不到养老保姆了。”他介绍说,2000年该公司注册保姆3万人,10年后的2010年,公司的注册保姆为6000人,一年后则只剩下3000人。需要养老的人越来越多,但劳动力供给越来越少,如此行政规定不客气的说,是纸上谈兵。同时,也彰显出有关部门并未充分理解老龄化社会的真正意义在哪里。这才是最值得担忧的。
最终分析结论:
现在看来,中国对社保基金缺口、社会保障措施、养老产业、养老公共服务、社会资源动员、配套的政策等等,基本上没有做好准备。一旦老龄化大潮袭来,中国的情况将会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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