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记者来到暴风眼中的希腊和意大利,一探究竟。“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谚语?”希腊内政部官员卡萨告诉记者:“去年的夏天永远比今年好,这就是现在的欧洲。”
欧洲怎么了?
10月,罗马10万人走上街头、发生暴乱,希腊的雅典卫城早已关闭,而马德里的广场上几乎每天都聚集着“愤怒的一代”。
自从希腊引爆欧洲债务危机以来,欧元区就成了一个全球的“经济火药桶”。2010年,继希腊主权债务被评为“垃圾级”后,恐慌迅速蔓延到欧洲大陆。
犹如多米诺骨牌,冰岛、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甚至连意大利都卷入到债务危机的漩涡中来,欧洲货币联盟越来越像一座纸搭的房子,摇摇欲坠、不堪一击。
进入11月后,好消息并没有传来。欧盟峰会上驰援希腊未果后,G20峰会便被看成是一场拯救欧元的紧急会议——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甚至连夜给20国集团领导人联名写了一封“千言书”,细述目前欧盟5项举措,希望在戛纳可达成决议。
此时,意大利遭遇降级后,政府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希腊的债务救助谈判进程,更是一波三折。11月2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忽然宣布:希腊全国将对欧盟救助计划进行公投。
对此变故,欧美股市应声而落,再次陷入下跌深渊。道指开盘狂泻260多点,大摩一度跌穿17%;欧股午盘尸横遍野,德股重挫5%;意大利国债收益率飙升,欧元、黄金和白银齐齐大跌。
《经济学人》杂志指出, 从某一层面说,这种“通过投票摆脱债务”的想法颇为怪异。但选民有权如此行动,只要他们接受相应的后果。若由希腊人自行设计方案,大概会是欧盟借款相助,但不要求希腊紧缩财政。不过,人家德国也是需要满足本国选民的。
在帕潘德里欧匆匆宣布公投计划后,默克尔与萨科奇紧急约见了他。两人试图说服前者放弃公投计划,未果。
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态度强硬:“在希腊考虑好是否要留在欧元区之前,对于希腊的第六笔援助金不会发放。她还抛下一句狠话:“拯救欧元,绝对比拯救希腊要重要得多。”
此后,虽然希腊议会未能通过全民公投的议案,但债务危机还是让欧洲各国不寒而栗,下一个是意大利。人们普遍猜测——它会不会是继希腊之后,倒下的那一张多米诺骨牌呢?
早在8月,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就收到了一封勒令信。这是由欧洲央行主席特里谢和11月起接任其位的意大利人马里奥?德拉基共同签署的。信中的威胁意味非常明显:除非总理采取行动,降低意大利的巨额债务,否则欧洲央行将不会对其提供援助。
如果失去欧盟救助,发生无序违约又会如何呢?
希腊前副外长瓦里那基斯在公开场合,有过一段这样的描述:“无序违约当天,希腊所有取款机就会被取空,银行被烧;超市被抢光烧光。从希腊,再到意大利等其他债务国。明天这个时候,我们还坐在这里,但是整个欧洲金融体系可能已经完了。”
“没什么比恐慌更可怕。”瓦里那基斯最后加了一句。
在此节点,10月,《外滩画报》来到暴风眼中的希腊和意大利,一探究竟。“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谚语?”希腊内政部官员卡萨告诉记者:“去年的夏天永远比今年好,这就是现在的欧洲。”
“希腊:内政部的办公室,一年前就没有复印纸了”
走在雅典的街道上,两旁经常会冒出一堆堆垃圾,因为环卫工人也开始了罢工。
自从总理帕潘德里欧宣布为了接受欧盟救助,将在全国开展新一轮裁员减薪之后,雅典城内一周四天举行12场罢工已是常态;从记者、律师到铁路工人、港口工人,再到商店店员和银行职员,希腊各行各业都加入到了抗议的行列。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希腊的公务员们,采取的方法最为激进。“希腊文化部、财政部、内政部和海关的官员们,已经把各自的大楼都占领了”,翻译陈告诉记者。
希腊内政部位于宪法广场附近,记者赶到现场,看到该部大门前,围坐了一群男男女女。他们摆开一排桌椅,堵在了大门口,不让任何人出入。前来办移民官司的律师,吃了个闭门羹。
“我们已经把这里占领了。”53岁的卡萨说。事实上,围坐在此的全部是希腊内政部的公务员,他们都是卡萨的同事,一共200多人。
新一轮的裁员减薪计划,稍后几天就会下达。“我们不知道下一个被裁掉得是谁?”卡萨面色沮丧,因为他对自己的低学历和高工龄颇为担心。
“一开始,我们也只是罢工。”组织者凯特茹尼亚说:“但现在我们想采取更激烈一点的行为。部长来了,我们也不会让他进来。”这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姑娘,在希腊内政部社会科工作。
希腊全国有三级工会,一级地方工会、一级行业协会,还有一级就是总工会,“我们根据行业协会的命令开始了占领。”
三天前,内政部长听说大楼被占领后,就再也没有出现。“我想他一定是在议会里喝咖啡吧。”卡萨没好气地说。
“要说占领,几乎是每个希腊人从小就受到过的教育。”翻译介绍说:“希腊的学生如果对老师不满,就会把学校占领了,然后开始谈判提条件。”
希腊内政部的大楼,看起来毫不起眼,连大门都是一个普通的卷闸。卡萨和同事们神态平和,偶尔还到街对面的咖啡厅买来蛋糕品尝。但一说起目前的境遇,大家都激动起来。“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要裁员、不要减工资。内政部受到的冲击很大,从去年开始就不断减薪,从一开始减少12%到20%,再到30%-40%。”
凯特茹尼亚说:“我有两个大学文凭、会三门外语,已经工作了10年了。2009年我的工资是1700欧元。去年减到1350欧元,今年则只有960欧元。我在市区租了一个房子,还是很旧的,每个月要交租金350欧。你可以想想我怎么生活呢?”
前几年希腊经济良好,所以几乎所有希腊人身上都有房贷。凯特茹尼亚就贷了一个房屋维修贷款:“6年,每个月要还175欧。”“幸亏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但即便如此,我一个人还是难以为继。”她很生气:“我本来还想到国外再拿一个学位的,现在看来是不行了。”
卡萨的情况听起来更糟糕一点,他是一个老公务员,“我在内政部工作了20年了。主要负责移民事宜。原来我的工资是1100欧,但现在只有600欧了。我有两个孩子,一个高中毕业,一个就要结婚了。”
卡萨说,希腊是半个月发一次工资,“也就是300欧。可政府刚刚下达了一个紧急指令,就是要对拥有房产的人征收房产税,而且必须在12月份内交齐。按照规定我家的房子一次性要交500欧。我怎么可能有这笔钱呢?现在,我就被卡在这里了。”
卡萨的老婆在为一个私人老板打工,“月薪是780欧。以前,我们大约一个月去四次超市。但是现在只能一个星期去一次,情况真得很糟糕,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孩子们的教育,短时间也存在问题。现在的情形是老师把学校占领了,“孩子们可以照常到学校,但不上课,放学了就回来。”
希腊实行义务制教育,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的费用,都由国家支付。“书本费很少,老师甚至鼓励大家就复印旧书来看。”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教育上不用花钱,“如今,雅典城内很流行给孩子请家教,比如学习中文,一小时就要70欧。”
不过,现在这一切对于卡萨来说,“均不在计划之列”。他对现状很悲观:“就算读好书,孩子们也不会有未来。在希腊,现在大学一毕业,就意味着失业。”
“可是部长、议员的关系户们,被派到内政部来上班的,一个月的工资现在也能拿到4000多欧。”他忿忿不平。
他说了个冷笑话——希腊有很多古话,其中一句是“你还不如直接去树林子里呢”,意思就是:“那还不如就直接到墓地里吧?现在,我们可不是处于如此境地吗?”
事实上,“我们内政部的办公室里,早就没有复印纸了,连笔也要我们自己去买。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了一年了。而且,我们内政部大楼已经有一年没有交租金了,房子是教会的。”
卡萨一些朋友的境遇更加不堪,“我朋友是数学老师,她因为有三个孩子而被学校裁掉。因为按照希腊的法律, 单位制定工资的时候,如果员工有孩子,每一个孩子要多给30欧。雇主不原意多付出成本,就把她裁了。”
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危机之前希腊的福利制度相当好。卡萨承认这一点,“尤其,以前一个人如果是做了公务员,几乎就相当于进了保险箱。”
希腊的公务员除了工资,还有门类繁多的津贴,比如外出津贴、食物津贴、新婚津贴、生育津贴等等。 一个月薪2000欧元的公务员,每个月还可以额外拿到大约800欧的津贴。“到了年底,大家都有双薪。”
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卡萨认为:“希腊其实早已经破产了。但是法国和德国在内的欧盟,不允许我们破产,生怕影响到他们。关键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对此,出租车司机丘奇不能认同。他是徒步到宪法广场,参加当日大罢工的。丘奇40岁,也没有结婚,他喜欢中国的孔子。“生活的快乐当然不是和钱划等号的。孔子说过,水至柔至强,一个人不要拿头去撞石头,我现在就苦中找乐吧。”
对于自己的国家,他带着比卡萨更多的骄傲。“希腊不会破产”。
事实上,现在丘奇所遭遇的麻烦,一点不比卡萨少。以前,丘奇是做家具生意的老板。“这是我家祖传的产业,但是希腊很奇怪,你就是用本地的木材,其价格也比国外的价格要贵一倍。可想而知,希腊对于工业的支持程度之低。”
同样的情形出现在橄榄油上,希腊以优质的橄榄油闻名,但在国际市场却始终没有建树。意大利商人精通分销和包装,他们从希腊进口橄榄油,然后运到意大利包装,最后以意大利橄榄油的名义,销售到全球。
和丘奇口中的木材价格一样,一瓶同样的橄榄油,在希腊要比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贵2-3倍。“我不知道希腊为什么在外贸和商业上,如此裹足不前。”丘奇说。
不过,这已不是他现在的烦恼源,早在2年前,丘奇就决定改行。“从小,我就喜欢做一名出租车司机。”
两年来,丘奇一边考驾照,一边凑钱来买牌照。“雅典的车不贵,但是牌照很贵,大约在10万欧元左右。一开始并没有这么天价,就是一点一点涨起来了。”
丘奇一直和妈妈住在一起,他首付了1.5万欧元,然后把妈妈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下了一个车牌。“其实,车牌一开始价钱很低,1960年政府第一次发放车牌的时候,先是给了一批开货车的人,他们拿出租车牌照基本没有花钱。”
雅典城内的出租车司机不多,丘奇改行后,一开始每个月可以挣到2000欧。“我们一般是两班倒,我上白班,夜班就把车交给另一个司机。”夜班司机每月交付给他800欧的租金,刚好能把丘奇每月900欧的贷款抵消掉。
但是上个月,希腊政府下达了一个指令,为了增加就业,雅典城里将放开出租车牌照的发放。“现在,原本10万一个的牌照,只需要250欧就可以买到。”
丘奇叹道:“希腊没有破产,现在是我破产了。” 现实对他的冲击可想而知,“我父亲当年卖家具,现在可以拿到1400欧元的退休金。而我眼看着一步步连自己也无法养活了。”
自从2010以来,雅典的出租车市场一落千丈,“人们兜里都没有钱了,打不打车并不是必须的。”现在,丘奇的收入只有1000欧左右。
“我虽然还没有绝望”,丘奇说:“可希腊政府为了能求得欧盟救援,不顾一切地紧缩财政,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
一个游戏人生的危险希腊
克瑞斯托是一个大胖子,但他身手敏捷,可以不停地从卷闸门里钻进钻出。和内政部相比,希腊财政部的气氛,看起来要紧张很多。
希腊财政部正对着国会大厦,即便是一条偏僻小道,警方也安置了三五个摩托车警察在此守候。
大门紧闭,所有的公务员都躲在屋子里。只有克瑞斯托不时地冒出头来,每次进出他都警惕地四下张望。当记者提出能否进入财政部时,他沉吟了片刻,随即点点头:“进来吧。”
这是一幢年代久远的大楼,电梯破旧,走道狭窄。走廊里堆积着一排排老式书柜。办公室里的电脑,居然全部是台式的联想机。很难想象,这里就是风暴眼里的中心?
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三驾马车,每次前来考察希腊时就是在此办公。如今,进出的大门口已经被公务员们贴上一张横幅:“减掉我们的薪水,是你们的悲哀。”
克瑞斯托坐到桌前,双手交叉。他是希腊财政部发展处处长,同时也是工会主席。长期负责和欧盟合作项目的他,对于微观、宏观的问题都颇有见解。
克瑞斯托对于数字非常敏感。谈话没多久,他就拿出一支笔,在自己的台历上开始算起来,“我让你看下一个人生活在雅典是怎样的?”
他以自己为例子:“你看我每个月需要还750欧的房款、100欧的电费、80欧的手机费、30欧的水费、70欧的物业费。我还没有结婚也没孩子,但如此一来每个月只剩下400欧了,我怎么生活呢?”
而财政部长的月薪有多少?克瑞斯托在给同事打完电话后,确认道:“他一个月的薪水是8000欧。周一一大早5点半,我们40个人就摸黑进了财政部,占领了这个大楼。部长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也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所以,他也没有进来。”
“我觉得希腊走到这一步,政府要负很大的责任”,克瑞斯托分析说:“贪污是政府最大的一个问题。”
希腊财政部的发展处,负责与欧盟的合作。“比如兴建机场,是由希腊与德国公司合作的,兴建地铁则是与法国公司合作的。这其间庞大的工程款,理应有专门机构监督,但是在希腊却偏偏没有。”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研究中心的教授凯文,长期研究希腊。他的学术成果从另一方面为克瑞斯托的描述给出了佐证。凯文指出,假设你想知道希腊到底在教育体系投入多少?你只能得到一个大概的答案,比如800万欧元被划到教育部,至于这些钱又流入到哪些学校?做了哪些投资,都无从得知。
这一切,是因为希腊没有一个类似伦敦财政研究机构的组织,来评估政府的预算。更没有一个第三方监管机构。
“如此一来,参与工程的人,往往捞到了最大的好处。”克瑞斯托举例道:“比如兴建一个医院,原本100万欧元就可以了,但最后却非要扩大到300万的投资。”
按照规定,土建工程都必须通过财政部发展的审核,“但很多人却专门去找外面的第三方。 这些公司是由议员介绍的,我们收125欧就能完成的事,他们要收900欧。最关键的是这让我们的财政收入没有了保证。”
贪污之风,浸透了希腊的各行各业。“在雅典,如果你需要考驾照的话,行内有一个不成文的秘密,就是周五是交钱日。”作为一个外国人,翻译陈磊也知道:“如果你想一次通过,那就等周五考试时,交给两个考官250欧就行了。”
税收也基本上是希腊的一个软肋。“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逃税。”一次,克瑞斯托一个朋友的公司里来了两个税务,但是厂主丝毫不惊慌。他把税务请到一边喝咖啡,上来就问欠多少,然后把这笔钱直接给他们。“至少一年内,他们就不会来找麻烦了。”
“全民逃税”导致了希腊财政收入大量流失,据希腊经济和工业研究会估计:希腊政府因偷税行为每年损失的税收,至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
而在另一方面,“希腊政府部门扩充太快、人员太多,这中间招致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事实上,希腊长久以来就一直在向欧盟借款。”克瑞斯托说。
在他的印象中,希腊财政部现在虽然只有500人,但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2000人。“当初进行裁员,但是这些人也并没有被裁减出去,还是在公务员系统内部。”
“逃税、庞大的公务员开支以及贪污,这三项造成了希腊债务危机。”克瑞斯托说。他的这一判断,基本与希腊经济和工业研究会的结果相同。
事实上,1974年希腊结束军政政府之后,就慢慢形成了庞大的公务员队伍。2004年,其公务员人数占到了总劳动力的10%。而全国75%的财政支出,则是用于工资和福利。
“希腊的公务员早上8点上班,下午2点就下班了,私人的店面则是在周一、周三、周五下午休息,因为人们习惯睡午觉,雷打不动。”陈磊说。即便非常时刻,从公布的信息来看,罢工的时间永远是周一到周四。“希腊人是不会在周末罢工的。”
如丘奇所言,“生活还在继续。”一到雅典,你就可以看到喜欢阳光的希腊人,仍旧穿着比基尼、戴着大檐帽,三三俩俩地躺在机场的路边晒太阳。
夜幕降临,九点以后才是希腊人出去吃晚餐的正式时间。“他们通常一吃就吃到凌晨两点,到现在也是如此。”GEO酒店的大堂经理告诉记者,希腊人喜欢在早上喝上一碗羊肚汤:“因为它是治疗失眠和醉酒的最佳良药。”
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曾经在他给《每日电讯报》写的专栏里发表过一篇《从荷马到柏拉图:古希腊的十位伟人》。最后,他点睛道:“如果希腊人能够改变他们的国民性,突然发现北欧人对政府的信念和德国人的勤劳与节俭,那么灾难可以被扭转。”
对此,西欧史学者雷默科?卡普里奥说:“在希腊危机的事态背后,有着比一时的政府和经济结构问题更深层的文化方面的成因。”
意大利:“一个小镇的保卫战”
菲利亭诺镇位于罗马东部。但要到达那里并非易事。首先,没有直接的火车通向菲利亭诺。记者只得先抵达附近的小镇,然后驱车前往。
象菲利亭诺镇这样的小镇,在意大利有两千多个。但此次经济危机中,它名振欧洲却是因为一场顽强的“小镇保护战”。
和希腊政府一样,债台高筑的意大利为了能获得欧盟的救助,想尽了一切办法进行财政紧缩——比如对年收入超过30万欧元的个人征收税率为3%的“富人税”;将私营部门女性的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等等。为增加收入,罗马政府甚至决定拍卖位于威尼斯的4层高古迹Palazzo Molin。
在此背景下,总理提出一个合并小市镇计划,将人口小于1000人的小市镇,都并入大市以节省开销。该计划刚一出台,就遭受到了强烈反对。
数百名市长和地方行政官员身披三色旗,走上米兰街头进行抗议。游行队伍的第一排可以看到维罗纳的市长托萨、罗马市长安利曼努、都灵市长凡兹努、热那亚市长维斯尼兹和米兰新一任市长皮萨皮亚。
而菲力亭诺镇的表现最为出人意料:为了避免被整合,镇上的人们想建立一个公国,还建立银行、发行货币,钞票上的人像正是镇长赛拉利。
戏剧性的是,意大利最为著名的律师托热玛尼就住在菲利亭诺小镇附近。他给镇长打电话:“嗨,伙计,你们可能在干一件法律允许的事情”。
托热玛尼指出:“从法律上说,菲利亭诺小镇成立公国是可能的。因为意大利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集会、思想以及言论的自由,所以小镇上的人有思想及行动的自由。宪法并没有明文反对他们现在宣称要成立的公国。”此后,托热玛尼律师就开始为菲利亭诺小镇提供法律支持。
10月,当记者驱车来到小镇上的时候,赛拉利刚好去罗马商谈相关事宜,副镇长法布瑞兹接受了采访。“再过几周,我们将为此事在小镇上进行公投。”法布瑞兹显得有点兴奋:“这一提议,其实是我们新一届镇政府的施政纲领”。
按照总理的议案,意大利将会有1986个小镇被合并。“如果那样,我们就要被并到10公里以外的镇上去了。这让人在感情上受不了,你想我们有自己的足球队和文化,现在却有可能消失殆尽?”
于是一个成立公国的计划悄然而生。“我们属于拉齐奥大区,拥有7000多公顷的林木。从古罗马时代,我们小镇就开始给罗马供水。在古代的时候,也有公国的历史。”
菲利亭诺小镇有一个十一人委员会,除了镇长属于国家财政开支,每月领取1800欧的工资以外,其他人都是兼职的,薪水都很微薄。比如副镇长法布瑞兹,每个只领取65欧的薪水。“我的职业是另一个镇上的宪兵。但我只上半天班,一般来说上半天我在镇上办公,下午就去做宪兵了。”
虽然是兼职,法布瑞兹却十分尽力。他挨个征求镇上居民的意见——一旦合并,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就要合并了,镇上的人要绕路10多公里去看病,多不方便?
经过合议之后,菲利亭诺小镇决定自救,自己成立公国。他们甚至印刷了钞票,起名florto,意大利语的意思就是“繁荣”,一个货币单位等于20欧。
在法布瑞兹看来,“这并不是一个笑话和闹剧”,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难道我们不能自己想点办法吗?”
说完,法布瑞兹开始带着记者散步。和意大利许多小镇一样,散布在乡间的菲利亭诺镇幽静安宁,但是“工业化程度很高”,甚至也有整洁的超市。
走着走着,法布瑞兹问一个站在酒吧门口的男孩:“喂,你多大了?”。他回答说:“33岁。”法布瑞兹回头告诉记者:“他没有工作。”过了一会,法布瑞兹又遇见另一个男孩,再问“你多大?”对方答道:“29岁”。副镇长大声地说:“他也没工作。确切地说,大学毕业以后他们从未工作过。”
“我们小镇的故事,就是意大利的故事。”法布瑞兹端起一杯酒说:“因为没有岗位,意大利30岁后还靠老人养活的年青人,不在少数。”而那些被倚靠的老妇人,在欧洲获得一个专有名词,叫作“意大利妈妈”。
“没办法,意大利的年轻人遇见了最坏的时代。”法布瑞兹摇头道。在他的记忆中,上个世纪80年代是意大利的黄金岁月。当年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我和镇上的老师傅学刷墙,后来读了大学回到镇上。”
法布瑞兹不仅担任公职,自己还开了一个旅游划艇公司。当初小镇兴旺之时,曾经有4000名左右的居民。但随着岁月更迭,现在只剩569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法布瑞兹有一个8岁和10岁的孩子,小朋友整天都很开心,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小镇的资源非常丰富,这里完全可以开设一个滑雪场。5年前,我们就申请在此开通索道。但拉齐奥大区拒绝了,因为他们不允许砍伐一棵树木。”
“你们罗马完全城市化了,却不允许我们小镇来一点商业吗?”对此,法布瑞兹颇为气愤。“如果将来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小镇,那些失业的年青人,也将得到工作。”
“意大利的故事始于欧元,”法布瑞兹记得:“自从进入欧元区,我们的工资水平没变,但物价涨得很厉害。1999年,1000里拉等于1欧元;但是如果现在换算的话,2000里拉才等于1欧元,简直是翻倍。”
在法布瑞兹的眼里,意大利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危机的端倪。“当时加入欧元之后,物价急剧上涨。以前,一对夫妇如果都有工作的话,他们的生活是比较体面的,可以有自己的房子、也可以有车子。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形了,他们怎么辛勤工作,都可能难以为继。”
每年的夏天,是意大利传统的“八月节”,但2011年的休假人数比以往减少了100万人。“如今,你很难看到意大利一家三口都有工作”,法布瑞兹说:“人们也就越来越节俭了。”
“意大利的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增长危机”
“今年,我们华商在意大利的销售已经达到了冰点。”电话那头,意大利华商总会副会长戴小璋的声音,听起来颇为焦急。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意大利大约有800万人(占总人口的13.8%)每月消费不足1000欧元。“而这些中下层,一般都是我们华商的消费者。”戴小璋说。
但是,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人们口袋里已经没有钱了,“来餐厅吃饭的人也在减少。”
在罗马,华商的境遇甚至很危险。“除了小偷,有时候就是明抢,我有一个朋友做服装的,几个集装箱刚刚运到仓库,一下子就被抢光了。”
对于欧债危机本身,戴小璋和他的伙伴们相信“其实是可以熬的”,但最让华商怀疑的是,熬过去了又如何呢?“每一次经济危机之后,就会滋生贸易保护主义,我们担心将来意大利的商业环境会越来越差。”
华商在意大利的黄金期是在1996年-2002年。“那时候,我们一个公司一天就可以走10个集装箱,贸易额是4-5个亿人民币。”当年的罗马也异常辉煌,“它是欧洲最大的服装中转站。全欧洲70%-80%的分销商,都是到罗马维多利亚市场来提货的。而小店里中国女士衬衣,是一打一打卖的。”
最初的甜蜜时期,华商和意大利商人在服装等传统领域,“形成的贸易产业链是我们批发,他们零售,进而转售到整个欧洲。”鼎盛时,整个罗马有600多家华商。
2003年,意大利发生了一件大事。“法律规定有居住证的人,才能开店。”华商纷纷转向,其中一部分飞到了西班牙、法国,欧洲因此又形成了巴黎九十三街、马德里等几大贸易中心。
后来,华商开始挺进上游产业链,托斯卡纳地区的普拉托市,成为了一个华商服装制造中心。“普拉托在历史上曾是著名的纺织业重镇,”几天前,戴小璋刚刚带着中国学者前去考察。这是一座人口不到19万的小城,按照官方统计数字,普拉托外国移民人口比例为15%,而华人占外国移民人口的40%。
在戴小璋看来,意大利纺织业中面料和机器设备,是他们最大的优势,而普拉托的华商则恰恰挺进了这一领域。
“一开始,华人也只是给当地企业打工。有了一些积累之后,他们就自立门户,自产自销,凭借价格上的优势很快赢得了市场。”和在罗马的贸易批发不同,普拉托的华商一上来就进入了生产环节。
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受经济全球化冲击,普拉托当地许多纺织业小工厂或是关闭,或是面临劳动力成本高的困境。吃苦耐劳的华人移民,很快在这里找到了生存发展空间。
后来,华人企业又开始进军面料市场,这对普拉托当地传统的优势产业———面料生产加工构成直接冲击。有统计显示,自2001年以来,意大利人在普拉托注册的纺织企业已经减少一半,而同期华人企业迅速增加。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比上辈贫穷了?”意大利小说家爱德华多?内西用冷静的笔调描述了发生在普拉托的一切。这部《我家乡人的故事》,讲述的正是爱德华多?内西的家族纺织企业,如何在竞争中被中国人淘汰出局的?
“那些嗡嗡作响的纺织的声音,从小就能令我们在摇篮里欢笑、在雪地里奔跑。”他如此动情地回忆:“什么时候,它就从家族的记忆里消失了?”
“在全球化的飓风里,是中国人入侵了这个伊甸园吗?”出版社对于该书的简介中如此写道。今年7月,意大利最著名的文学奖———斯特雷加文学奖颁给该书作者爱德华多?内西。
事实上,戴小璋和普拉托省的省长、市长都谈论过此书。在爱德华多?内西看来,普拉托是一间研究全球化的活生生的“实验室”。而普拉托省副省长艾黎思路则告诉他:“我认为一切和中国人无关。”艾黎思路的家族也在普拉托经营一家纺织企业,后来也倒闭了。但他说:“问题出在意大利”。
“皮萨饼最能说明问题,这种饮食暗示着一个事实:意大利文化本身是开放的,当年意大利商人不就是靠着全球贸易而兴旺的吗?”艾黎思路指出:“但在最近的十年,意大利的全球化没有做好。”
“意大利的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增长危机。”和艾黎思路持相同的观点,还有欧盟前主席、前意大利总理普罗迪。在普罗迪的家乡博洛尼亚,情景与罗马完全天壤之别。“年轻人也没有工作,但人们不会罢工和游行,大家都呆在家里。”出租车司机说。
普罗迪正在忙着博洛尼亚大学的三场论坛,主题是“我们找到了应对未来的方法吗?”而包括意大利财长在内的诸位要员,也刚好来到这个城市和众多的经济学家问计。
在意大利政界,一直被分为骑士派和经济派。骑士派代表为现任总理贝卢斯科尼,他自己白手起家致富,比较倾向富人。经济派则是普罗迪为领袖,现在前景凋敝,人们开始把希望都寄托在经济派上。
“欧元区绝对不会解体,我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在任何场合,普罗迪都坚持如此乐观的判断。当在台上被问到希腊危机时,他肯定地表示:“希腊经济是可以恢复的,只是需要时间去自我调整。希腊需要寻找刺激经济的方法,修复自身的金融问题,重新开始下一轮增长。”
而对于意大利,普罗迪则更为乐观:“要知道当我们进入欧元区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债务了,而且我们也管理债务很多年了,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面对主权债务的窘境,他给出了两个明确的药方,“要么推出欧元区联合债券,要不各国就把主权完全公众化,也就是说成员国完全让渡自己的主权。”
没有人比普多迪更热爱欧元和欧洲了。相对满目的悲观和倦怠,普罗迪还是大声地说:“没有任何人会抛弃欧元,希腊人不会、意大利人不会、德国人更不会。”
转载自 <a href="http://www.dkkxkk.com/archives/772.html" title="亲历欧债危机" rel="bookmark">亲历欧债危机 | 东看看西看看</a>
下面我简单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