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看看西看看

10月，记者来到暴风眼中的希腊和意大利，一探究竟。“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谚语？”希腊内政部官员卡萨告诉记者：“去年的夏天永远比今年好，这就是现在的欧洲。”

欧洲怎么了？

10月，罗马10万人走上街头、发生暴乱，希腊的雅典卫城早已关闭，而马德里的广场上几乎每天都聚集着“愤怒的一代”。

自从希腊引爆欧洲债务危机以来，欧元区就成了一个全球的“经济火药桶”。2010年，继希腊主权债务被评为“垃圾级”后，恐慌迅速蔓延到欧洲大陆。

犹如多米诺骨牌，冰岛、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甚至连意大利都卷入到债务危机的漩涡中来，欧洲货币联盟越来越像一座纸搭的房子，摇摇欲坠、不堪一击。

进入11月后，好消息并没有传来。欧盟峰会上驰援希腊未果后，G20峰会便被看成是一场拯救欧元的紧急会议——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甚至连夜给20国集团领导人联名写了一封“千言书”，细述目前欧盟5项举措，希望在戛纳可达成决议。

此时，意大利遭遇降级后，政府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希腊的债务救助谈判进程，更是一波三折。11月2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忽然宣布：希腊全国将对欧盟救助计划进行公投。

对此变故，欧美股市应声而落，再次陷入下跌深渊。道指开盘狂泻260多点，大摩一度跌穿17%；欧股午盘尸横遍野，德股重挫5%；意大利国债收益率飙升，欧元、黄金和白银齐齐大跌。

《经济学人》杂志指出， 从某一层面说，这种“通过投票摆脱债务”的想法颇为怪异。但选民有权如此行动，只要他们接受相应的后果。若由希腊人自行设计方案，大概会是欧盟借款相助，但不要求希腊紧缩财政。不过，人家德国也是需要满足本国选民的。

在帕潘德里欧匆匆宣布公投计划后，默克尔与萨科奇紧急约见了他。两人试图说服前者放弃公投计划，未果。

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态度强硬：“在希腊考虑好是否要留在欧元区之前，对于希腊的第六笔援助金不会发放。她还抛下一句狠话：“拯救欧元，绝对比拯救希腊要重要得多。”

此后，虽然希腊议会未能通过全民公投的议案，但债务危机还是让欧洲各国不寒而栗，下一个是意大利。人们普遍猜测——它会不会是继希腊之后，倒下的那一张多米诺骨牌呢？

早在8月，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就收到了一封勒令信。这是由欧洲央行主席特里谢和11月起接任其位的意大利人马里奥？德拉基共同签署的。信中的威胁意味非常明显：除非总理采取行动，降低意大利的巨额债务，否则欧洲央行将不会对其提供援助。

如果失去欧盟救助，发生无序违约又会如何呢？

希腊前副外长瓦里那基斯在公开场合，有过一段这样的描述：“无序违约当天，希腊所有取款机就会被取空，银行被烧；超市被抢光烧光。从希腊，再到意大利等其他债务国。明天这个时候，我们还坐在这里，但是整个欧洲金融体系可能已经完了。”

“没什么比恐慌更可怕。”瓦里那基斯最后加了一句。

在此节点，10月，《外滩画报》来到暴风眼中的希腊和意大利，一探究竟。“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谚语？”希腊内政部官员卡萨告诉记者：“去年的夏天永远比今年好，这就是现在的欧洲。”

“希腊：内政部的办公室，一年前就没有复印纸了”

走在雅典的街道上，两旁经常会冒出一堆堆垃圾，因为环卫工人也开始了罢工。

自从总理帕潘德里欧宣布为了接受欧盟救助，将在全国开展新一轮裁员减薪之后，雅典城内一周四天举行12场罢工已是常态；从记者、律师到铁路工人、港口工人，再到商店店员和银行职员，希腊各行各业都加入到了抗议的行列。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希腊的公务员们，采取的方法最为激进。“希腊文化部、财政部、内政部和海关的官员们，已经把各自的大楼都占领了”，翻译陈告诉记者。

希腊内政部位于宪法广场附近，记者赶到现场，看到该部大门前，围坐了一群男男女女。他们摆开一排桌椅，堵在了大门口，不让任何人出入。前来办移民官司的律师，吃了个闭门羹。

“我们已经把这里占领了。”53岁的卡萨说。事实上，围坐在此的全部是希腊内政部的公务员，他们都是卡萨的同事，一共200多人。

新一轮的裁员减薪计划，稍后几天就会下达。“我们不知道下一个被裁掉得是谁？”卡萨面色沮丧，因为他对自己的低学历和高工龄颇为担心。

“一开始，我们也只是罢工。”组织者凯特茹尼亚说：“但现在我们想采取更激烈一点的行为。部长来了，我们也不会让他进来。”这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姑娘，在希腊内政部社会科工作。

希腊全国有三级工会，一级地方工会、一级行业协会，还有一级就是总工会，“我们根据行业协会的命令开始了占领。”

三天前，内政部长听说大楼被占领后，就再也没有出现。“我想他一定是在议会里喝咖啡吧。”卡萨没好气地说。

“要说占领，几乎是每个希腊人从小就受到过的教育。”翻译介绍说：“希腊的学生如果对老师不满，就会把学校占领了，然后开始谈判提条件。”

希腊内政部的大楼，看起来毫不起眼，连大门都是一个普通的卷闸。卡萨和同事们神态平和，偶尔还到街对面的咖啡厅买来蛋糕品尝。但一说起目前的境遇，大家都激动起来。“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要裁员、不要减工资。内政部受到的冲击很大，从去年开始就不断减薪，从一开始减少12%到20%，再到30%-40%。”

凯特茹尼亚说：“我有两个大学文凭、会三门外语，已经工作了10年了。2009年我的工资是1700欧元。去年减到1350欧元，今年则只有960欧元。我在市区租了一个房子，还是很旧的，每个月要交租金350欧。你可以想想我怎么生活呢？”

前几年希腊经济良好，所以几乎所有希腊人身上都有房贷。凯特茹尼亚就贷了一个房屋维修贷款：“6年，每个月要还175欧。”“幸亏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但即便如此，我一个人还是难以为继。”她很生气：“我本来还想到国外再拿一个学位的，现在看来是不行了。”

卡萨的情况听起来更糟糕一点，他是一个老公务员，“我在内政部工作了20年了。主要负责移民事宜。原来我的工资是1100欧，但现在只有600欧了。我有两个孩子，一个高中毕业，一个就要结婚了。”

卡萨说，希腊是半个月发一次工资，“也就是300欧。可政府刚刚下达了一个紧急指令，就是要对拥有房产的人征收房产税，而且必须在12月份内交齐。按照规定我家的房子一次性要交500欧。我怎么可能有这笔钱呢？现在，我就被卡在这里了。”

卡萨的老婆在为一个私人老板打工，“月薪是780欧。以前，我们大约一个月去四次超市。但是现在只能一个星期去一次，情况真得很糟糕，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孩子们的教育，短时间也存在问题。现在的情形是老师把学校占领了，“孩子们可以照常到学校，但不上课，放学了就回来。”

希腊实行义务制教育，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的费用，都由国家支付。“书本费很少，老师甚至鼓励大家就复印旧书来看。”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教育上不用花钱，“如今，雅典城内很流行给孩子请家教，比如学习中文，一小时就要70欧。”

不过，现在这一切对于卡萨来说，“均不在计划之列”。他对现状很悲观：“就算读好书，孩子们也不会有未来。在希腊，现在大学一毕业，就意味着失业。”

“可是部长、议员的关系户们，被派到内政部来上班的，一个月的工资现在也能拿到4000多欧。”他忿忿不平。

他说了个冷笑话——希腊有很多古话，其中一句是“你还不如直接去树林子里呢”，意思就是：“那还不如就直接到墓地里吧？现在，我们可不是处于如此境地吗？”

事实上，“我们内政部的办公室里，早就没有复印纸了，连笔也要我们自己去买。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了一年了。而且，我们内政部大楼已经有一年没有交租金了，房子是教会的。”

卡萨一些朋友的境遇更加不堪，“我朋友是数学老师，她因为有三个孩子而被学校裁掉。因为按照希腊的法律， 单位制定工资的时候，如果员工有孩子，每一个孩子要多给30欧。雇主不原意多付出成本，就把她裁了。”

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危机之前希腊的福利制度相当好。卡萨承认这一点，“尤其，以前一个人如果是做了公务员，几乎就相当于进了保险箱。”

希腊的公务员除了工资，还有门类繁多的津贴，比如外出津贴、食物津贴、新婚津贴、生育津贴等等。 一个月薪2000欧元的公务员，每个月还可以额外拿到大约800欧的津贴。“到了年底，大家都有双薪。”

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卡萨认为：“希腊其实早已经破产了。但是法国和德国在内的欧盟，不允许我们破产，生怕影响到他们。关键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对此，出租车司机丘奇不能认同。他是徒步到宪法广场，参加当日大罢工的。丘奇40岁，也没有结婚，他喜欢中国的孔子。“生活的快乐当然不是和钱划等号的。孔子说过，水至柔至强，一个人不要拿头去撞石头，我现在就苦中找乐吧。”

对于自己的国家，他带着比卡萨更多的骄傲。“希腊不会破产”。

事实上，现在丘奇所遭遇的麻烦，一点不比卡萨少。以前，丘奇是做家具生意的老板。“这是我家祖传的产业，但是希腊很奇怪，你就是用本地的木材，其价格也比国外的价格要贵一倍。可想而知，希腊对于工业的支持程度之低。”

同样的情形出现在橄榄油上，希腊以优质的橄榄油闻名，但在国际市场却始终没有建树。意大利商人精通分销和包装，他们从希腊进口橄榄油，然后运到意大利包装，最后以意大利橄榄油的名义，销售到全球。

和丘奇口中的木材价格一样，一瓶同样的橄榄油，在希腊要比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贵2-3倍。“我不知道希腊为什么在外贸和商业上，如此裹足不前。”丘奇说。

不过，这已不是他现在的烦恼源，早在2年前，丘奇就决定改行。“从小，我就喜欢做一名出租车司机。”

两年来，丘奇一边考驾照，一边凑钱来买牌照。“雅典的车不贵，但是牌照很贵，大约在10万欧元左右。一开始并没有这么天价，就是一点一点涨起来了。”

丘奇一直和妈妈住在一起，他首付了1.5万欧元，然后把妈妈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下了一个车牌。“其实，车牌一开始价钱很低，1960年政府第一次发放车牌的时候，先是给了一批开货车的人，他们拿出租车牌照基本没有花钱。”

雅典城内的出租车司机不多，丘奇改行后，一开始每个月可以挣到2000欧。“我们一般是两班倒，我上白班，夜班就把车交给另一个司机。”夜班司机每月交付给他800欧的租金，刚好能把丘奇每月900欧的贷款抵消掉。

但是上个月，希腊政府下达了一个指令，为了增加就业，雅典城里将放开出租车牌照的发放。“现在，原本10万一个的牌照，只需要250欧就可以买到。”

丘奇叹道：“希腊没有破产，现在是我破产了。” 现实对他的冲击可想而知，“我父亲当年卖家具，现在可以拿到1400欧元的退休金。而我眼看着一步步连自己也无法养活了。”

自从2010以来，雅典的出租车市场一落千丈，“人们兜里都没有钱了，打不打车并不是必须的。”现在，丘奇的收入只有1000欧左右。

“我虽然还没有绝望”，丘奇说：“可希腊政府为了能求得欧盟救援，不顾一切地紧缩财政，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

一个游戏人生的危险希腊

克瑞斯托是一个大胖子，但他身手敏捷，可以不停地从卷闸门里钻进钻出。和内政部相比，希腊财政部的气氛，看起来要紧张很多。

希腊财政部正对着国会大厦，即便是一条偏僻小道，警方也安置了三五个摩托车警察在此守候。

大门紧闭，所有的公务员都躲在屋子里。只有克瑞斯托不时地冒出头来，每次进出他都警惕地四下张望。当记者提出能否进入财政部时，他沉吟了片刻，随即点点头：“进来吧。”

这是一幢年代久远的大楼，电梯破旧，走道狭窄。走廊里堆积着一排排老式书柜。办公室里的电脑，居然全部是台式的联想机。很难想象，这里就是风暴眼里的中心？

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三驾马车，每次前来考察希腊时就是在此办公。如今，进出的大门口已经被公务员们贴上一张横幅：“减掉我们的薪水，是你们的悲哀。”

克瑞斯托坐到桌前，双手交叉。他是希腊财政部发展处处长，同时也是工会主席。长期负责和欧盟合作项目的他，对于微观、宏观的问题都颇有见解。

克瑞斯托对于数字非常敏感。谈话没多久，他就拿出一支笔，在自己的台历上开始算起来，“我让你看下一个人生活在雅典是怎样的？”

他以自己为例子：“你看我每个月需要还750欧的房款、100欧的电费、80欧的手机费、30欧的水费、70欧的物业费。我还没有结婚也没孩子，但如此一来每个月只剩下400欧了，我怎么生活呢？”

而财政部长的月薪有多少？克瑞斯托在给同事打完电话后，确认道：“他一个月的薪水是8000欧。周一一大早5点半，我们40个人就摸黑进了财政部，占领了这个大楼。部长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也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所以，他也没有进来。”

“我觉得希腊走到这一步，政府要负很大的责任”，克瑞斯托分析说：“贪污是政府最大的一个问题。”

希腊财政部的发展处，负责与欧盟的合作。“比如兴建机场，是由希腊与德国公司合作的，兴建地铁则是与法国公司合作的。这其间庞大的工程款，理应有专门机构监督，但是在希腊却偏偏没有。”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研究中心的教授凯文，长期研究希腊。他的学术成果从另一方面为克瑞斯托的描述给出了佐证。凯文指出，假设你想知道希腊到底在教育体系投入多少？你只能得到一个大概的答案，比如800万欧元被划到教育部，至于这些钱又流入到哪些学校？做了哪些投资，都无从得知。

这一切，是因为希腊没有一个类似伦敦财政研究机构的组织，来评估政府的预算。更没有一个第三方监管机构。

“如此一来，参与工程的人，往往捞到了最大的好处。”克瑞斯托举例道：“比如兴建一个医院，原本100万欧元就可以了，但最后却非要扩大到300万的投资。”

按照规定，土建工程都必须通过财政部发展的审核，“但很多人却专门去找外面的第三方。 这些公司是由议员介绍的，我们收125欧就能完成的事，他们要收900欧。最关键的是这让我们的财政收入没有了保证。”

贪污之风，浸透了希腊的各行各业。“在雅典，如果你需要考驾照的话，行内有一个不成文的秘密，就是周五是交钱日。”作为一个外国人，翻译陈磊也知道：“如果你想一次通过，那就等周五考试时，交给两个考官250欧就行了。”

税收也基本上是希腊的一个软肋。“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逃税。”一次，克瑞斯托一个朋友的公司里来了两个税务，但是厂主丝毫不惊慌。他把税务请到一边喝咖啡，上来就问欠多少，然后把这笔钱直接给他们。“至少一年内，他们就不会来找麻烦了。”

“全民逃税”导致了希腊财政收入大量流失，据希腊经济和工业研究会估计：希腊政府因偷税行为每年损失的税收，至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

而在另一方面，“希腊政府部门扩充太快、人员太多，这中间招致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事实上，希腊长久以来就一直在向欧盟借款。”克瑞斯托说。

在他的印象中，希腊财政部现在虽然只有500人，但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2000人。“当初进行裁员，但是这些人也并没有被裁减出去，还是在公务员系统内部。”

“逃税、庞大的公务员开支以及贪污，这三项造成了希腊债务危机。”克瑞斯托说。他的这一判断，基本与希腊经济和工业研究会的结果相同。

事实上，1974年希腊结束军政政府之后，就慢慢形成了庞大的公务员队伍。2004年，其公务员人数占到了总劳动力的10%。而全国75%的财政支出，则是用于工资和福利。

“希腊的公务员早上8点上班，下午2点就下班了，私人的店面则是在周一、周三、周五下午休息，因为人们习惯睡午觉，雷打不动。”陈磊说。即便非常时刻，从公布的信息来看，罢工的时间永远是周一到周四。“希腊人是不会在周末罢工的。”

如丘奇所言，“生活还在继续。”一到雅典，你就可以看到喜欢阳光的希腊人，仍旧穿着比基尼、戴着大檐帽，三三俩俩地躺在机场的路边晒太阳。

夜幕降临，九点以后才是希腊人出去吃晚餐的正式时间。“他们通常一吃就吃到凌晨两点，到现在也是如此。”GEO酒店的大堂经理告诉记者，希腊人喜欢在早上喝上一碗羊肚汤：“因为它是治疗失眠和醉酒的最佳良药。”

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曾经在他给《每日电讯报》写的专栏里发表过一篇《从荷马到柏拉图：古希腊的十位伟人》。最后，他点睛道：“如果希腊人能够改变他们的国民性，突然发现北欧人对政府的信念和德国人的勤劳与节俭，那么灾难可以被扭转。”

对此，西欧史学者雷默科？卡普里奥说：“在希腊危机的事态背后，有着比一时的政府和经济结构问题更深层的文化方面的成因。”

意大利：“一个小镇的保卫战”

菲利亭诺镇位于罗马东部。但要到达那里并非易事。首先，没有直接的火车通向菲利亭诺。记者只得先抵达附近的小镇，然后驱车前往。

象菲利亭诺镇这样的小镇，在意大利有两千多个。但此次经济危机中，它名振欧洲却是因为一场顽强的“小镇保护战”。

和希腊政府一样，债台高筑的意大利为了能获得欧盟的救助，想尽了一切办法进行财政紧缩——比如对年收入超过30万欧元的个人征收税率为3%的“富人税”；将私营部门女性的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等等。为增加收入，罗马政府甚至决定拍卖位于威尼斯的4层高古迹Palazzo Molin。

在此背景下，总理提出一个合并小市镇计划，将人口小于1000人的小市镇，都并入大市以节省开销。该计划刚一出台，就遭受到了强烈反对。

数百名市长和地方行政官员身披三色旗，走上米兰街头进行抗议。游行队伍的第一排可以看到维罗纳的市长托萨、罗马市长安利曼努、都灵市长凡兹努、热那亚市长维斯尼兹和米兰新一任市长皮萨皮亚。

而菲力亭诺镇的表现最为出人意料：为了避免被整合，镇上的人们想建立一个公国，还建立银行、发行货币，钞票上的人像正是镇长赛拉利。

戏剧性的是，意大利最为著名的律师托热玛尼就住在菲利亭诺小镇附近。他给镇长打电话：“嗨，伙计，你们可能在干一件法律允许的事情”。

托热玛尼指出：“从法律上说，菲利亭诺小镇成立公国是可能的。因为意大利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集会、思想以及言论的自由，所以小镇上的人有思想及行动的自由。宪法并没有明文反对他们现在宣称要成立的公国。”此后，托热玛尼律师就开始为菲利亭诺小镇提供法律支持。

10月，当记者驱车来到小镇上的时候，赛拉利刚好去罗马商谈相关事宜，副镇长法布瑞兹接受了采访。“再过几周，我们将为此事在小镇上进行公投。”法布瑞兹显得有点兴奋：“这一提议，其实是我们新一届镇政府的施政纲领”。

按照总理的议案，意大利将会有1986个小镇被合并。“如果那样，我们就要被并到10公里以外的镇上去了。这让人在感情上受不了，你想我们有自己的足球队和文化，现在却有可能消失殆尽？”

于是一个成立公国的计划悄然而生。“我们属于拉齐奥大区，拥有7000多公顷的林木。从古罗马时代，我们小镇就开始给罗马供水。在古代的时候，也有公国的历史。”

菲利亭诺小镇有一个十一人委员会，除了镇长属于国家财政开支，每月领取1800欧的工资以外，其他人都是兼职的，薪水都很微薄。比如副镇长法布瑞兹，每个只领取65欧的薪水。“我的职业是另一个镇上的宪兵。但我只上半天班，一般来说上半天我在镇上办公，下午就去做宪兵了。”

虽然是兼职，法布瑞兹却十分尽力。他挨个征求镇上居民的意见——一旦合并，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就要合并了，镇上的人要绕路10多公里去看病，多不方便？

经过合议之后，菲利亭诺小镇决定自救，自己成立公国。他们甚至印刷了钞票，起名florto，意大利语的意思就是“繁荣”，一个货币单位等于20欧。

在法布瑞兹看来，“这并不是一个笑话和闹剧”，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难道我们不能自己想点办法吗？”

说完，法布瑞兹开始带着记者散步。和意大利许多小镇一样，散布在乡间的菲利亭诺镇幽静安宁，但是“工业化程度很高”，甚至也有整洁的超市。

走着走着，法布瑞兹问一个站在酒吧门口的男孩：“喂，你多大了？”。他回答说：“33岁。”法布瑞兹回头告诉记者：“他没有工作。”过了一会，法布瑞兹又遇见另一个男孩，再问“你多大？”对方答道：“29岁”。副镇长大声地说：“他也没工作。确切地说，大学毕业以后他们从未工作过。”

“我们小镇的故事，就是意大利的故事。”法布瑞兹端起一杯酒说：“因为没有岗位，意大利30岁后还靠老人养活的年青人，不在少数。”而那些被倚靠的老妇人，在欧洲获得一个专有名词，叫作“意大利妈妈”。

“没办法，意大利的年轻人遇见了最坏的时代。”法布瑞兹摇头道。在他的记忆中，上个世纪80年代是意大利的黄金岁月。当年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我和镇上的老师傅学刷墙，后来读了大学回到镇上。”

法布瑞兹不仅担任公职，自己还开了一个旅游划艇公司。当初小镇兴旺之时，曾经有4000名左右的居民。但随着岁月更迭，现在只剩569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法布瑞兹有一个8岁和10岁的孩子，小朋友整天都很开心，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小镇的资源非常丰富，这里完全可以开设一个滑雪场。5年前，我们就申请在此开通索道。但拉齐奥大区拒绝了，因为他们不允许砍伐一棵树木。”

“你们罗马完全城市化了，却不允许我们小镇来一点商业吗？”对此，法布瑞兹颇为气愤。“如果将来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小镇，那些失业的年青人，也将得到工作。”

“意大利的故事始于欧元，”法布瑞兹记得：“自从进入欧元区，我们的工资水平没变，但物价涨得很厉害。1999年，1000里拉等于1欧元；但是如果现在换算的话，2000里拉才等于1欧元，简直是翻倍。”

在法布瑞兹的眼里，意大利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危机的端倪。“当时加入欧元之后，物价急剧上涨。以前，一对夫妇如果都有工作的话，他们的生活是比较体面的，可以有自己的房子、也可以有车子。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形了，他们怎么辛勤工作，都可能难以为继。”

每年的夏天，是意大利传统的“八月节”，但2011年的休假人数比以往减少了100万人。“如今，你很难看到意大利一家三口都有工作”，法布瑞兹说：“人们也就越来越节俭了。”

“意大利的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增长危机”

“今年，我们华商在意大利的销售已经达到了冰点。”电话那头，意大利华商总会副会长戴小璋的声音，听起来颇为焦急。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意大利大约有800万人(占总人口的13.8%)每月消费不足1000欧元。“而这些中下层，一般都是我们华商的消费者。”戴小璋说。

但是，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人们口袋里已经没有钱了，“来餐厅吃饭的人也在减少。”

在罗马，华商的境遇甚至很危险。“除了小偷，有时候就是明抢，我有一个朋友做服装的，几个集装箱刚刚运到仓库，一下子就被抢光了。”

对于欧债危机本身，戴小璋和他的伙伴们相信“其实是可以熬的”，但最让华商怀疑的是，熬过去了又如何呢？“每一次经济危机之后，就会滋生贸易保护主义，我们担心将来意大利的商业环境会越来越差。”

华商在意大利的黄金期是在1996年-2002年。“那时候，我们一个公司一天就可以走10个集装箱，贸易额是4-5个亿人民币。”当年的罗马也异常辉煌，“它是欧洲最大的服装中转站。全欧洲70%-80%的分销商，都是到罗马维多利亚市场来提货的。而小店里中国女士衬衣，是一打一打卖的。”

最初的甜蜜时期，华商和意大利商人在服装等传统领域，“形成的贸易产业链是我们批发，他们零售，进而转售到整个欧洲。”鼎盛时，整个罗马有600多家华商。

2003年，意大利发生了一件大事。“法律规定有居住证的人，才能开店。”华商纷纷转向，其中一部分飞到了西班牙、法国，欧洲因此又形成了巴黎九十三街、马德里等几大贸易中心。

后来，华商开始挺进上游产业链，托斯卡纳地区的普拉托市，成为了一个华商服装制造中心。“普拉托在历史上曾是著名的纺织业重镇，”几天前，戴小璋刚刚带着中国学者前去考察。这是一座人口不到19万的小城，按照官方统计数字，普拉托外国移民人口比例为15%，而华人占外国移民人口的40%。

在戴小璋看来，意大利纺织业中面料和机器设备，是他们最大的优势，而普拉托的华商则恰恰挺进了这一领域。

“一开始，华人也只是给当地企业打工。有了一些积累之后，他们就自立门户，自产自销，凭借价格上的优势很快赢得了市场。”和在罗马的贸易批发不同，普拉托的华商一上来就进入了生产环节。

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受经济全球化冲击，普拉托当地许多纺织业小工厂或是关闭，或是面临劳动力成本高的困境。吃苦耐劳的华人移民，很快在这里找到了生存发展空间。

后来，华人企业又开始进军面料市场，这对普拉托当地传统的优势产业———面料生产加工构成直接冲击。有统计显示，自2001年以来，意大利人在普拉托注册的纺织企业已经减少一半，而同期华人企业迅速增加。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比上辈贫穷了？”意大利小说家爱德华多？内西用冷静的笔调描述了发生在普拉托的一切。这部《我家乡人的故事》，讲述的正是爱德华多？内西的家族纺织企业，如何在竞争中被中国人淘汰出局的？

“那些嗡嗡作响的纺织的声音，从小就能令我们在摇篮里欢笑、在雪地里奔跑。”他如此动情地回忆：“什么时候，它就从家族的记忆里消失了？”

“在全球化的飓风里，是中国人入侵了这个伊甸园吗？”出版社对于该书的简介中如此写道。今年7月，意大利最著名的文学奖———斯特雷加文学奖颁给该书作者爱德华多？内西。

事实上，戴小璋和普拉托省的省长、市长都谈论过此书。在爱德华多？内西看来，普拉托是一间研究全球化的活生生的“实验室”。而普拉托省副省长艾黎思路则告诉他：“我认为一切和中国人无关。”艾黎思路的家族也在普拉托经营一家纺织企业，后来也倒闭了。但他说：“问题出在意大利”。

“皮萨饼最能说明问题，这种饮食暗示着一个事实：意大利文化本身是开放的，当年意大利商人不就是靠着全球贸易而兴旺的吗？”艾黎思路指出：“但在最近的十年，意大利的全球化没有做好。”

“意大利的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增长危机。”和艾黎思路持相同的观点，还有欧盟前主席、前意大利总理普罗迪。在普罗迪的家乡博洛尼亚，情景与罗马完全天壤之别。“年轻人也没有工作，但人们不会罢工和游行，大家都呆在家里。”出租车司机说。

普罗迪正在忙着博洛尼亚大学的三场论坛，主题是“我们找到了应对未来的方法吗？”而包括意大利财长在内的诸位要员，也刚好来到这个城市和众多的经济学家问计。

在意大利政界，一直被分为骑士派和经济派。骑士派代表为现任总理贝卢斯科尼，他自己白手起家致富，比较倾向富人。经济派则是普罗迪为领袖，现在前景凋敝，人们开始把希望都寄托在经济派上。

“欧元区绝对不会解体，我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在任何场合，普罗迪都坚持如此乐观的判断。当在台上被问到希腊危机时，他肯定地表示：“希腊经济是可以恢复的，只是需要时间去自我调整。希腊需要寻找刺激经济的方法，修复自身的金融问题，重新开始下一轮增长。”

而对于意大利，普罗迪则更为乐观：“要知道当我们进入欧元区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债务了，而且我们也管理债务很多年了，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面对主权债务的窘境，他给出了两个明确的药方，“要么推出欧元区联合债券，要不各国就把主权完全公众化，也就是说成员国完全让渡自己的主权。”

没有人比普多迪更热爱欧元和欧洲了。相对满目的悲观和倦怠，普罗迪还是大声地说：“没有任何人会抛弃欧元，希腊人不会、意大利人不会、德国人更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