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看看西看看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这是唐朝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描写我国北方物候的一首诗。其实，我国北方历史上的气候远非岑参描绘的那样富有诗情画意。在八月况且飞雪，到了深秋，那就是“水寒风似刀”、“风头如刀面如割”了；至寒冬腊月，则更是“沙口石冻马蹄脱”。不仅天气酷寒，而且飞沙走石：“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乱石走。”这样的气候条件，在我国古代，不时催化着北方少数民族，像洪水一样冲下高原丘陵，奔向土地丰腴、水草茂密的平原大河流域。北中国大地，几度桑田，几度牧场。长城内外，几番征战，几多白骨。因此从某个角度来说，整个中国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游牧人同农耕人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

我国杰出的科学家竺可桢曾运用广泛的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对我国古代的气候变迁作了深刻全面的研究，区分出了我国五千年以来的气候有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见上图)。他在分析气候变迁时说：“任何最冷的时间，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的趋势。”虽然所谓寒冷期，年平均温度不过此常年低1℃～2℃，然而一个地方的年平均温度降低1℃，就等于把这个地方向高纬度方向推移200～300公里。把气候的变冷与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南下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在寒冷期内，我国宜农区与宜牧区的分界——长城线实际上已被推到了黄河以南；而每逢寒冷期，大都会出现北方民族规模较大，次数频繁的南下迁徙，其南下的幅度与气候寒冷程度又大体一致。

五千年来，我国气候的第一个寒冷期是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850年。这时商周与西北游牧民族犭严狁双方互有攻占，战争甚至发生于洛水北岸，可见犭严狁南下的幅度进一步加大了。到了西周末年，中原内地几乎到处都有戎狄居住，西周的统治终于不能在渭水流域继续立足下去，遂迁都于洛邑。

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是第二个寒冷期，即从东汉起，气候开始变冷并逐步加剧，到公元第3、4世纪为最冷，以后逐渐减弱。在第二个寒冷期的几百年中，原居住于我国东北、西北的少数民族，从东汉开始，纷纷从寒冷的塞外举旗南下，一泻千里，势如破竹。魏晋时，这种南下活动不仅频繁而且种族繁多，主要有匈奴、羯、氐、羌、鲜卑五族，旧史中称为“五胡”，所谓的“五胡乱华”即是指这五个少数民族频繁的南下战争。

第三个寒冷期是从公元1000年～1200年，12世纪初寒冷的程度开始加剧，13世纪初寒冷期结束。这一时期，在历史上正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挥戈南下，战事频繁的时期。

第四个寒冷期是从公元1400～1900年，其最冷时期大致在1640～1700年。这次寒冷期中最冷的时期(1640～1700年)与清军南下入关、建立政权的时间也是一致的。

据气候考察资料可发现，气候的寒冷与干旱有着某种联系，即每当频繁的冷空气南下时，常伴有6~7级的大风，造成比较严重的风沙和干旱，这种寒冷与干旱相伴的气候，必然给北方游牧民族带来很大影响。

诚如以上对比，中国古代气候的冷暖交替的波动恰与历史上“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势力消长契合，为人类社会周期性的振荡找到了一种来自自然界的动力，或称其为解释更贴切。

无疑，这种解释不仅新鲜而且让看似不相干的几件事情获得了内在关联，因为气候变迁影响到的层面不仅仅是草原上游牧民族的生计问题，此外还涉及：中原王朝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裂以及经济中心的渐次南移；以黄河水患为主体的自然灾害与官僚帝国体制的命运相始终；淮河、长江为什么能够成为大分裂时代的南北分界？自然与人文多种因素造成的“南与北”如何在大一统王朝时代走向融合？

事实上，因为气候变迁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的历史多层面振荡，形成了透视中国古代历史的多条维度，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仿佛一颗颗珍珠被串联其间，下文试举其大概，以证明此论点。

首先，农耕与游牧势力消长形成的“中间地带”问题。战国至西汉初年，自今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向东北以陕北、陇东泾渭北洛水上游，晋西北山陕峡谷流域南缘龙门山，又东北沿着吕梁山、恒山，接燕秦长城至今辽宁境内形成了中国北部一条农牧分界线。这条线东汉以后被渐次打乱，成为农耕和游牧混杂区。到了唐代，“天宝十节度使”绝大多数位于半农半牧地区，这里恰恰可以维持帝国边疆驻屯军。在这条线上前后发生了许多战争，关乎草原帝国和中原王朝的“国运”，比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蒙恬经营“河南地”、秦始皇修长城、陈胜吴广起义、白登之围、南匈奴内附、北魏修建“长城—军镇体系”、安史之乱、澶渊之盟、九边重镇、清军入关。

其次，中原王朝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裂以及经济中心的的渐次南移。中国古代王朝有一个明显的现象，一姓之江山中间楔入外姓篡位或者异族入侵，而分为“西”、“东”，“北”和“南”，比如西周和东周，西汉和东汉，北宋和南宋，称呼的根据来自首都方位的变迁，西汉因为定都长安，而定都洛阳的汉朝就被称为东汉，北宋首都在开封，宋高宗偏安东南的临安(今杭州)于是史称南宋。帝国首都划出了从西到东，从北到南的迁移趋势。

如果说这种迁移的外在因素更多地表现为战争因素，那么唐、辽、北宋、金等大一统王朝或者局部统一王朝在疆域内同时设立多个首都又作何解释呢？唐代表现的最为突出，从隋开始，关中地区因为人口增长等多种因素，出现粮食危机，皇帝带着大臣不得不“就食(乞食)于东都洛阳”。武则天做皇后仅一年多，就向唐高宗李治提出，她要移居洛阳。所以如此，从客观上来看，唐都长安偏在西北，中国经济中心隋炀帝时已转向洛阳。特别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营建东都以后，洛阳不仅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而且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长安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政治条件都明显劣于洛阳。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都会顺应经济中心东移洛阳的趋势而移都洛阳。武则天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安史之乱以后，洛阳的粮食供应和财政收入也倚仗东南一隅，这是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裂，而事实上安史之乱的发生也正是东北边防军势力大大超过中央军的结果，即作为帝国政治中心的长安与军事力量过分集中的东北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等之间矛盾的爆发。

纵观历史，王朝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分裂与对立在加深，在这个大背景下，大运河与驿路便成为缓和这种分裂的纽带。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命蒙恬监修“直道”，南起京都咸阳北至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的一条重要军事要道，类似今天的“高速公路”，以连接政治中心和边塞军事重地——“河南地”(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河套地区)。后来，秦始皇又命史禄劈山凿沟修建灵渠，奇迹般的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了起来，使秦征服岭南地区的援兵和补给源源不断的运往前线，推动了战事的发展，最终把岭南的广大地区正式地划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为秦始皇统一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曹操在华北地区修建开山凿渠，勾连诸水系形成运河也是为了攻取邺城和北征乌桓，而到了隋唐，疏浚联通之后的运河，成为帝国财政大动脉，这种性质到元明清更加突出，将政治中心北京和经济中心江浙紧紧地联系在一处。

历史上，因追逐更加适宜的气候和更加便利的交通，而营建新都、修建大运河和驿路过程中的经典案例也颇多，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比较能够说明这一规矩。平城地处雁门关以北，气候寒冷多变，风沙大，农业生产条件很的案例最为典型。北魏初期建都于平城，地域偏僻，距离对南朝作战的前线很远；交通闭塞，都城的生产、生活应用物资，靠从内地长途运输；人际间的活动圈很小，王公贵族间的关系盘根错节，保守势力很大。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巩固北魏王朝的统治。而当时的洛阳，地处黄河与洛河之间，社会、经济、文化都很发达，水陆交通方便，东周、东汉、曹魏、西晋相继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为了便于加强对于中原的统治，进而攻伐江南，统一中国，孝文帝毅然决然下令迁都。可见，政治中心的选择必然要考虑的几个因素中，气候和交通是首屈一指的。

第三，以黄河水患为主体的自然灾害与帝国官僚体制的命运相始终。一条大河——黄河，孕育了华夏文明，大禹治水以来，历朝历代，治理黄河堪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之一，而“以农为本”的国策又要求政府能够高效管理全国的灌溉系统，治黄和灌溉对中国经济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要讲求水利，便要有集中的组织和特殊的技术人材，于是便产生专制国家，产生有学问的治水工程师——官僚。这也正是中华帝国早熟的根本原因之一。

于此相伴随的是，“黄患”、大旱、大寒等自然灾害的肆虐，会严重削弱和动摇中原王朝的根基，例如明崇祯一朝(1628-1644)17年间发生的自然灾害，包括旱、蝗、涝、风、雹、震、雪等几种，其中旱灾发生频率最高，对农业生产的危害也最大。连年大灾使得崇祯时期频闹饥荒，持荒之久、波及之广、灾害之重，为历代所仅见。天灾造成“兵荒四告，流寇蔓延”，农民起义连连不绝。更有关外清军虎视眈眈，步步进逼，真是天灾人祸、兵连祸结，一个强大的明朝“遂至溃烂而莫可救”。

第四，淮河、长江为什么能够成为大分裂时代的南北分界？自然与人文多种因素造成的“南与北”如何在大一统王朝时代走向融合？

中华文明起源二元论中，长江孕育了不同于黄河流域华夏文化的荆楚文化，而且它往往成为中国大动乱时代，南北势力相匹敌之处，互有攻伐，但基本维持在这条线的南北。根据现在地理学的定义，中国南北分界为“秦岭—淮河”一线，大致与长江相当而略微靠北，这是因为长江是最后的“天堑”——自然屏障，再往南退便无险可守，也就无法维持南北势力的相对均衡。

自然地理和气候的截然不同，以及政治长期且多次分裂造成了气质迥异的文化性格，六朝时期江南政权以为正朔在己，文化自豪感和优越感直到隋灭陈统一南北都尚未消弭，唐以后，南北文化奇迹般地走向合流，这跟中国进入一个暖湿期密不可分。

长江，是继北方农牧分界线之后，第二条政治、军事与文化分野的零刻度，这不仅表现在大动荡时期，即便是在大一统王朝时代，这条江也涌动着挑战北方中央政府的暗流，为什么“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汉初“削藩”政策为何首先激起“吴楚七国之乱”？武则天大肆杀戮李姓宗室，何谓只有扬州的徐敬业起兵反武？元末红巾军起义为何源于江淮？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以上仅仅是以气候变迁关照中国大历史的四个侧面，粗线条地勾勒一个轮廓，难免挂一漏万，事实上，气候变迁还会影响到农耕文化的很多细节，比如农作物品种的更新以及空间分布，膳食结构以及服饰风尚等等。

气候变迁产生的推动力(也是破坏力)在王朝兴衰更迭中时而暗涌时而明流，当世之人鲜有如此角度观察“前朝故事”或“国朝历史”，然而时至今日，普通人从高中甚至到大学，课本中的中国古代史恐怕仍然很少讲述气候因素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分析一个历史事件可以有政治、经济、阶级斗争等等角度，唯独气候和环境变迁缺席，多少有误人子弟之嫌。

于是，笔者纵观中国古代历史，遴选出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读者或熟悉或陌生，但我的讲述绝对给诸位全新的理解，身处全球变暖极端性气候灾难频发的当世，恐怕感受更深。历史并不遥远，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让我们借助气候变化这个管道再次神游古人内心，也只有我们现代人有这样的视野才可以洞察当时人的诸多困惑和困境。(经济观察网 图门巴雅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