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看看西看看

60多年过去了，当年从大陆运往台湾的2972箱文物中，除了一页纸和一包盐之外，其他全部在册。

1925年10月10日， “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在紫禁城向5万名观众宣布，故宫博物院成立。从这一天开始，曾经的皇帝居所紫禁城成为保存、研究与展示文物的场馆，属于每一位国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战火随时有可能蔓延至北平。故宫博物院着手将在紫禁城内保管了几百年的珍贵文物打包，并为其寻找避难场所。

1933年2月5日，刚刚入夜，故宫博物院内的电话响起。电话是从警察局打来的，通知故宫的工作人员外面已经戒严了，可以出发。随后，一辆辆满载文物的板车从故宫博物院开出，穿过城墙，缓缓驶向车站。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护送着13427箱、百万件文物开始了艰辛而漫长的逃难行程，从上海、南京，到湖南、陕西、四川……历时15年，辗转大半个中国。1948年，其中的2972箱文物被运往台湾。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紫禁城内的故宫博物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故宫博物院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

1965年11月12日，“国立故宫博物院”新馆在台北外双溪风景区开幕，历经颠簸的故宫文物有了新的安身之所。这标志着世界上出现了两个故宫博物院，即北京紫禁城内的故宫博物院(以下均称作“北京故宫”)和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以下均称作“台北故宫”)。

“如果从历史的转折、断裂和重构的角度来看，恐怕应该说中国人有过三个‘故宫’：1949年前的北京故宫、1949年以后的北京故宫和1965年后的台北故宫。其间的关系明显地呈现出切断、延续与并立的性质。当然，‘本是同根生’，这条根就是清代宫廷：北京故宫的藏品有85%、台北故宫的藏品有92%都是来自清宫。”广州美院教授、港台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李公明说。

从北平到台湾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时，满族人那志良17岁。

那志良祖上是正黄旗，他三岁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家道中落。由于家中穷困，那志良报考了由近代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创办的贫民中学。毕业后，又经陈垣推荐，那志良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成为一名清点文物的职员。故宫博物院成立时，他便是第一批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

“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博物院着手南迁文物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也引来各方争议。有人甚至说，南京国民政府逼走宣统皇帝，就是为了要运走紫禁城里的宝贝，就连成立故宫博物院，也只是一时的“障眼法”。南京国民政府顶住各种压力，告慰民众：“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故宫文物应立即运往上海。”

这是一场“举全国之力”的文物大迁徙。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押运工作得到各界的支持。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在文物外面包裹了四层，有纸、棉花、稻草和木箱，以便尽量减少翻车、进水之后的损失。文物出北平时，每节车厢都有军警。火车经过之地，地方都会派出军力护卫。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文物运输需要工人和工具时，当地百姓会主动承担下来。

那志良在书中记录：“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蒋介石)有令，继续抢运留京文物。参与抢运工作的，有委员长侍从室侍卫长钱大钧先生，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先生，南京市政府市长马超俊先生，交通部部长俞飞鹏先生，及中英文教基金会秘书长朱家骅先生，他们有的代为拨派工作人员，有的拨借款项，群策群力，都是这次抢运工作的有功人员。”

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押着文物在前头跑，日本飞机在后头追。冥冥之中，似有神助。有一次，一辆装运文物的车经过四川绵阳附近的桥时翻了。那志良得到消息，赶到现场查看，发现里面的宝贝竟然毫发无损。

“有人说，文物是有灵的，炸弹炸不到它，每次都在文物运走之后，那个地方被炸；现在翻了车，也毁不了它。”那志良如此感叹。

13427箱故宫文物，从北平到南京，由南京“分流”到贵州、四川，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聚首，又重返南京，竟然一箱不差。那志良保存了这一时期大量的公函、字条、借据和运输账册，成为后人了解故宫文物南迁历史的重要史料。

1948年年底，国民政府决定将战火中保存下来的部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此时，那志良已在战火中随文物“迁徙”了十五年，并成为最顶级的玉器专家，被称作“故宫四大金刚”之一。他和另三位“金刚”——书法专家庄严、瓷器专家吴玉璋、图书专家梁廷伟一起，从堆积如山的文物箱中精选出自己眼中的珍品。他们从南运文物中挑选出2972箱，并于1948年底至1949年初将这些文物运至台湾。运台文物数量上只占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但大多为精品，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的主体。资料显示，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着65万件文物，其中器物、书画5万余件，善本书籍近16万册，清宫档案文献38万册。尤其以宋元书画、宋代五大名窑、清代珐琅彩瓷等藏品著称。

运抵台湾的文物开始并没有合适的展出场地，只是保存在台中县北沟山麓。从1951年到1954年，管理部门曾先后四次抽查文物，那志良骄傲地回忆：“检查的结果，非常之好，每年的点查报告中，都是对保管人员加以表扬。”1951年度抽查委员会召集人罗家伦在报告中说：“抽查结果，知保管情形良好，保管人员能以古物为生命之一部分。”这次清点编制了一套《点查清册》，成为抵台文物的原始记录。

各界久闻故宫文物的盛名，如北宋汝窑瓷器传世极少，全世界典藏不足70件，而运抵台北的就有21件，堪称世界之最，远道而来的外国人经常要求前来参观。“每逢有人参观，我们就在库房里面两列箱子的夹缝中，支起木板，要从堆得七层高的箱件中，把所要的箱子抽出来，开箱提出(文物)放在木板上给人家看，看完之后，还要装回原箱堆起来，是不胜其烦的。”那志良说。

直到1965年11月12日，台北故宫新馆成立后，文物展示困难的状况才得到改善。从台北市中心出发，只需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就能来到士林“外双溪”风景区，一片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群便是台北故宫新馆之所在。新馆背倚群山，凿山成洞，作为文物的库房。

那志良亲历了故宫博物院成立、文物南迁、文物精品运台和成立台北故宫等各个时期。1998年，那志良在台湾以90岁高龄去世，去世前刚刚写完回忆录《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实际上，他离开故宫是在1994年，他对家人说：“70年是个整数，我就揩油一年吧。”

身为玉器专家的那志良，家中没有任何文物藏品，在他看来，“人在故宫，一定要避嫌”，这是文物守护者的基本职业素养，他招收弟子的前提也是不购买古玩。

图书馆某某人

1965年，台北故宫新馆建成，蒋介石亲自核定调蒋复璁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兼任台北故宫管理委员会常委。

蒋复璁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代梁启超从欧洲购买了大批图书，与蒋复璁的叔叔蒋百里创办松坡图书馆，蒋复璁出任编辑。“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夫人蒋英是蒋百里的女儿，蒋复璁的堂妹。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中，徐志摩曾经介绍他的表弟蒋复璁，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现实中的蒋复璁并不高。

1923年，蒋复璁和徐志摩同住在北京西城石虎胡同七号馆舍，并一起参加新月社，朝夕相处。徐志摩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志摩的诗》也是由蒋复璁编印出版的。

抗战胜利后，蒋复璁曾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京沪区特派员”，奉派接收南京、上海及华东五省地区所有的日敌、汪伪政权的文教机构，大、中学校。担任“接收大员”期间，蒋复璁曾揭发“军统”头目戴笠劫收国宝毛公鼎。他通过教育部朱家骅部长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下了手谕要戴笠交出国宝，才使毛公鼎重新回归公共收藏。蒋复璁的做法令人拍手称快，更多的人也为他得罪了戴笠而捏一把汗。如今，毛公鼎已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

蒋复璁上任后，刚刚投入使用的台北故宫新馆由于容量有限，图书还留在北沟的仓库。1963年3月，由于春季多雨，工作人员在例行检查中发现633号、856号和1021号箱子中的三十多册《四库全书荟要》被雨浸湿，发生霉污现象。这件事始终印在蒋复璁的脑海：“如果仓库再次出现漏水事件，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他抓紧扩建新馆，向左右分别增建，新增了六个展览室。还修建了第二个存放文物的“山洞”，扩建了库房。终于将《四库全书荟要》从北沟仓库运到新馆妥善保存。在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的支持下，蒋复璁申请到巨资对于台北故宫进行了三次改建、扩建。

蒋复璁担任台北故宫院长一职长达18年，直到1983年因身体不适退休。198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台湾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出版文渊阁版《四库全书》。此次影印过程中，已经退休的蒋复璁参与主持工作。蒋复璁被后人誉为“中国国宝的守护神”。

现任台北故宫院长周功鑫曾担任蒋复璁的秘书十年，一年是英文秘书，九年是机要秘书。周功鑫在接受《外滩画报》记者专访时表示，1960年代台湾一切都在起步，博物馆学人才缺乏，蒋复璁把一批年轻人送到国外接受博物馆学的专业训练。1970年，台北故宫成立了图书馆，蒋复璁以自身在图书馆学知识奠定了台北故宫在图书文献研究、保存与管理方面的基础。蒋复璁曾经说：“盖棺定论，我是一个图书馆员，将来我死后名字旁边刻上‘图书馆某某人’。”

蒋复璁在口述回忆录中曾经提到，自己“1922年结婚，有三子二女，国民党退到台湾时，妻子儿女都留在了大陆”。到台湾后，也没有再结婚。1989年，蒋复璁受邀赴德国受勋，他邀请分隔了四十余年的大陆子女到比利时聚会。第二年，蒋复璁在台湾逝世，未能在生前踏上故土。他一生清廉自洁，私人不收藏图书、文物，并将朋友赠送的刻画拓片、名画、古董全部捐献台北故宫，图书捐献中央图书馆。

一页纸和一包盐

1983年，秦孝仪接任蒋复璁成为台北故宫院长。

秦孝仪24岁时，就被蒋介石重用，被称作蒋介石最年轻的“文胆”，后又为蒋经国敬重。“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1975年，秦孝仪以此句破题，记录并撰述蒋介石遗嘱。当时台湾各级学校曾规定学生背诵这篇短文，秦孝仪因此声名大噪。

秦孝仪原本对文物有着浓厚的兴趣，自己也有丰富的收藏。在蒋复璁年迈生病之际，当时的台湾“代总统”严家淦出面，找蒋经国当说客，说服秦孝仪接任台北故宫的院长。秦孝仪原先只打算做两年，结果一做就做了18年院长。

2000年卸任之际，他将自己毕生收集的牙、骨、竹、木雕刻296件，以及明清善本旧籍42种、2230册悉数捐赠给了台北故宫。他笑称：“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馆长都应该像我这样———清清白白地来，清清白白地去。”

现任台北故宫馆长周功鑫当过一年秦孝仪的秘书，并在秦孝仪担任院长期间，担任展览组组长16年。在她眼中，担任过蒋介石机要秘书的秦孝仪人脉广泛，眼界很开阔，行政能力极强。“刚到故宫时，秦院长看到那么多的专业人员都没能享受比较好的待遇，就着手增加高级别人员的数量，提升大家的待遇。”周功鑫说，“他着手清点文物，把文物带到欧洲及美国展览，让台北故宫‘动’了起来。”

在秦孝仪的推动下，“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聘请社会学者、专家四十余人组成委员小组进行文物清点。这次清点从1989年7月1日，持续到1991年5月24日，用了23个月的时间，把从大陆故宫运到台湾的文物，一件一件进行清理盘点。这次清点距离上次(1954年)已有35年，完成了藏品文物登录号码的张贴，文物建卡照片拍摄，增进了对于文物保存状况的了解。

清点过程中，工作人员向秦孝仪汇报，有一本书里少了一页纸。缺失的这页纸是《满文原档》中的一页“女尸图”。《满文原档》是清皇太极时期以满文撰写的官修史书，可以对《清实录》等校订补遗。1969年，应研究学者们的要求，台北故宫打算将其出版发行，当时还没有扫描技术，拍照也要送到院外去。由于《满文原档》册书多、簿头大，工作人员便每天送一部分出去拍照，送回来之后都要检查验收。有一次，图书文献处检查送回院里的文献时，发现有一页消失了。这一页就是“女尸图”，本是明朝的一张公文纸，公文的内容是一具女尸的验尸报告，上面画着裸体的女性尸体。清朝人把这张用过的纸“回收再利用”了，在上面记下了当时战争的情况。

台北故宫把这件事情称作“女尸图”失窃案。当时的社会风气还十分保守，裸女图难得一见，大家分析偷窃者因对裸女的好奇而偷走了画有女尸的这一页。虽然对于偷窃者的身份，坊间也有谣传，但始终没有证据。当时的图书文献处处长昌彼得只好自请处分。

自此之后，台北故宫博物院规定，无论是拍照、维护等任何理由，文物一律不可以离开院内。如今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内，有着专业的摄影和印刷设备，修复也都在院内进行。除了摄影室之外，从2004年开始，书画处在库房的预备室还架设了摄影棚，不出库房就能用数码相机直接采集文物影像，同时进行色彩与影像输出等后端工作，尽量减少文物进出的风险。

现任台北故宫登录保存处兼安全管理处处长的嵇若昕早年曾担任张大千的秘书、“中央日报”文教条线记者，1983年进入台北故宫工作。她告诉《外滩画报》记者，1989年开始的文物清点检查了当年的2972箱文物，除了“女尸图”，还有一件藏品也不见了。

“那是一包新疆进贡的湖盐。由于清朝皇帝对辖下的事务细节都想有了解，清朝宫廷便保留了一包来自遥远疆土的盐。但由于年代久远，这包盐挥发了，只剩下了包盐的纸。于是，在这次清点中，台北故宫上报‘行政院’、‘监察院’，将这件文物注销了。”她笑着说。

除了一页纸和一包盐之外，2972箱从大陆运到台湾的文物如今全部在册。

文物大盘点

周功鑫1972年进入台北故宫工作，最初只是依靠自己英、法文的功底担任解说员，随后担任院长室秘书。从1983年开始，周功鑫开始担任台北故宫展览组组长，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16年。2002年，周功鑫前往辅仁大学任教，做了6年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2008年5月，应马英九的征召，周功鑫开始担任台北故宫“掌门人”。

从2008年10月开始，在周功鑫的组织下，台北故宫开始又一轮的文物盘点工作。为了与1989年到1991年秦孝仪主持的文物清点加以区分，台北故宫的工作人员把这次称作“盘点”。如今，这项工作已经实现了大半，预期将在2012年全部完成。

两个多月前，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著名学者来到台北故宫参加文物盘点。按照规定，如果他没有时间参加盘点，台北故宫的工作人员会再联系另外两位院外委员参与。院外委员或为社会学者、或在大学任教，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傅申是书画专家，所以盘点书画期间，几乎每周到故宫一次，达一年之久。

在器物处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傅申存了包，把鞋子清理干净，在记录册上签好名字，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口罩和手套。器物处的工作人员先刷卡，再搭配钥匙开启门锁，才能在上班时间进入库房。安全管理室的电脑，每天都详细地记录每次人员进出库房的时间。第二天，还会打印报表，交到各典藏单位核对。

工作人员用手推车把需要盘点的文物推到傅申等委员所在的房间，一件件摆在桌子上，供院外委员们检验，并和原来的文物帐进行比对。在一件文物上，委员们发现了虫蛀，查对以往的文物帐发现是旧伤。在盘点过程中，如果发现文物老化或者需要维修，他们都会清楚地注明状况。这一次，傅申和另外一位委员一共盘点了四、五十件文房器物，从下午两点一直持续到四点多。结束工作后，他们还是要在盘点清册上逐页签字，然后在器物处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才能离开。

此外，台北故宫每年分四季进行不定期抽点文物工作，2010年的年报显示，去年共不定期抽点器物、书画及文献等各类文物共472件，抽点时周功鑫会亲自参加。

从“理事会”到“指导委员会”

从1949年文物运抵台湾到1965年台北故宫新馆开馆之前，故宫文物的保管一直由理事会监督。1965年后，理事会改名为“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的委员与台北故宫的正副院长，每届的任期都是两年，但可以连任。

那志良在《我与故宫五十年》一书中写道：“现在把理事会撤换了，改名为委员会，职权仿佛是扩大了一些，例如最近我听说，院中收购一些文物，除了请专家审查之外，一定要提到委员会议，由各位委员讨论鉴定之后，才作决定。委员诸公，都是鉴赏家，无可否定，但是他们岂不是太辛苦了？”

1991年“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又改名为指导委员会。台北故宫的官方网站显示，目前，共有二十多位委员，其中包括导演侯孝贤、主持人陈文茜等。现任召集人是广达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台湾笔记本大王林百里。林百里是首屈一指的华人收藏家，在两岸故宫《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出之前，林百里曾代表周功鑫赴杭州商谈具体事宜。

傅申也是指导委员会委员，他告诉《外滩画报》，指导委员们会不定期地开会，针对台北故宫的营运提意见。有一次，指导委员们发现虽然展厅工作人员在手上举着请勿大声喧哗的告知牌，有些团体观光客还是大声喧哗，影响了观展的环境。有些委员在不定期指导委员会上提出了这一点，要求台北故宫通知旅行社，通过约束旅行社来约束团体观光客。

“这些并不是只空讲一下就算了，下一次开会时指导委员们还要听执行情况报告。”傅申说：“作为指导委员，我也希望提出的意见是可行的。比如在《富春山居图》展出的后期，参观者排起了长队，我发现原来设计的参观路线中的墙上，说明不理想，以及有些地方动得太慢。但这个时候《富春山居图》的展览已经快下档了，以后也不太可能有这么多人排队的情况，所以开会时也就没提这个事。”

周功鑫表示，台北故宫隶属于“行政院”，接受“立法院”、“监察院”、“审计部”的监督。院长的职位相当于“部会首长”，享受“部会首长”待遇。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经费都需要“立法院”审核通过。“立法院”开议时，她就会去接受“立委”的“质询”。

翠玉白菜“损坏”事件

2007年3月的一天，下午六点多，时任台北故宫器物处处长的嵇若昕正准备下班。台北故宫的新闻联络人告诉她，《联合晚报》的记者要来采访，因为有人反映“翠玉白菜”被弄坏了。

“翠玉白菜”原是清光绪皇帝的瑾妃的随身嫁妆，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它以一块半白半绿的翠玉为材料，雕琢出足以乱真的白菜，叶片上还停留了两只小虫，一只是螽斯，一只是蝗虫。有人发现，螽斯的一根须从头部处缺损了一公分左右，并且认为这是不久之前到高雄展览时弄坏的。

嵇若昕在见记者前先去查了资料。“每个国民都有自己一个属于自己的身份证字号，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每一件文物都有一个属于它们自己的ID，也能约略推判它们的出身和伙伴。”嵇若昕说，每件文物还有对应的公文和手帐，就像“病例”一样记录着文物的保存和展览状况。由于翠玉白菜属于重要藏品，它的公文就放在库房里和文物在一起。

嵇若昕发现，翠玉白菜1992年的公文上附了一张1972年的月历，须断的情况在1972年的月历上就能看出来。几分钟后，她拿着资料去见记者，并且说明须断的情况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

更大规模的记者来访是在第二天，这件事情使得台北故宫成为众矢之的。不久之后，“立委”们带着坊间的疑问也来到台北故宫。此时，嵇若昕又查到1972年的月历上的照片是1969年由日本的二玄社拍摄的，证明须断至少发生在1969年之前。

备受舆论压力的故宫排出“豪华阵容”接待，从院长到各处处长悉数出席，用各种文件、照片、数据自辩清白。即便如此，公众和“立委”们仍不断追问到底是何时断的，如何断的，台北故宫的回答是“不可考”。这并不能让大家满意，还因此牵扯出1969年的“女尸图案”，台北故宫又遭受一轮狂轰滥炸。但由于有确凿证据证明翠玉白菜须断是年代久远之事，因此最终没有人因此而受到处分。

“规章是死的，关键还是看人”

按照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的制度，文物进出库房，都必须是三人一组同进同出，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监守自盗。闭馆之前会由安全管理部门执行“闭馆动作”，逐个展馆进行清场，清完就把门锁好，用封条封起来。台北故宫成立之初，曾经有人试图留在陈列室内，尚不知是否要进行偷窃，在实施“闭馆动作”时，就被请出去了，至今从未发生过失窃事件。

“如果在文物在陈列室失窃，就应该马上找安保。我们有24小时的安保，如果陈列室的门被打开中控那边会叫，中控室随时有4个人看着荧幕，不会没有警报；如果有警报就要问警卫人员为什么没有到场，这都有一套标准流程。”嵇若昕说。

接受采访前，嵇若昕就递给《外滩画报》记者一张A4纸，上面列出了《国立故宫博物院器物陈列注意事项》、《国立故宫博物院消防暨安全设施装修标准核查注意事项》等17条规章制度。“昨天就有新闻媒体问我要规章制度列表，但这些规章制度到哪里都差不多，都是死的。博物院学源自西方，两岸故宫都是学习了西方的管理方式，关键还是看人，既然来照顾文物就要把他们留给后人，不能毁在我们手上。”

在文物提取、运送、检视、测试等过程中，台北故宫都有操作手册。比如，拿文物之前，工作人员要摘下手表、戒指、手镯等，以免碰触文物，造成损害。而哪些文物持拿时要戴手套，哪些又不能戴手套，都有明确规定。

“目前我们用的监测台，台子是不动的，机器动。会动的台子是为了做摄影做的。北京故宫文物被打破的事情让我们更警惕，动起来要缓慢，不好控制的时候不允许用电动。”嵇若昕说：“现在设备越来越好，要自动调整高低的话可以先用替代品测试，调节到大概的位置后，再放上文物进行微调。既然是微调眼睛肯定是要盯着的，周围还要先铺好软垫，以防万一。” 由于文物移动的每一步，都有两三个人在场，每一过程都有监控的影像记录，根本不可能出现瞒报的情况。周功鑫说：“出现事故，第一时间上报，这是基本原则。”

嵇若昕是一个“严厉”的处长。在她从行政楼走向陈列室时，当班的工作人员就会用对讲机相互告知。“我知道他们都知道我就要到了，但还是要经常过去转，看他们到底有没有用心看着陈列室，这起到警示作用。我还真的碰到过有人擅离职守，开始是口头告诫，再被发现就会记过，记缺点。”嵇若昕说。

台北故宫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职业规范，如不能私下为民间文物做鉴定及估价，“台北故宫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有，一经发现，会按照有相关法律等进行处罚，可能是记过，甚至免职。”嵇若昕说。

全体国民的故宫

今年6月初到7月底，广受瞩目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在台北故宫举行。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微博)的《富春山居图》前段“剩山图”与台北故宫所藏的后段“无用师卷”实现合璧，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共吸引了50万观众。此展结束后，台北故宫换上了会动的《富春山居图》。名为“山水觉——神会黄公望、山水新演绎”的多媒体装置由新媒体艺术导演林俊廷创作，用42台投影仪把原画作投射到5倍大，画中的渔翁、扁舟等都可以“动”起来，公众似乎能与画中人对话。

台北故宫还为当地企业的设计团队开办免费文化创意课程，带学员进入文物的世界，启发他们的灵感。这一课程很受欢迎，在第二期就接收了60多名学员，很多还是企业家。周功鑫开玩笑说，这些老板很忙，但即使到国外出差，也会在周末坐飞机回来台湾上课，因为“逃课”三次就会被取消学习资格。

位于台北故宫第一展览区4楼的餐饮区“三希堂”供应中国茶、热食和点心、咖啡等。同时，“三希堂”还在周六延长夜间开放时间，为院外企业和单位提供“故宫夜宴”。“故宫夜宴”不仅“有看头”(国宝文物)，还“有甜头”(特色餐饮)，同时也“有瘾头”(传统表演艺术)。2010年，“三希堂”先后为“行政院新闻局”、高雄餐旅学院、富邦文教基金会等提供“故宫夜宴”服务。

周功鑫说：“这些行为绝不是‘商业化’，都是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延伸，希望能够借此提高公众的生活品质与美感。这是一种形象的建立，不是以营收为目的，而是以服务为目的。”

台北故宫的收入来自于门票、礼品店、餐饮服务、品牌授权等，这些收入大部分进入公共财政，一部分进入艺术发展基金，用于购买文物等。按照台北故宫2010年的年报，台北故宫的门票销售额有3亿多；礼品店及餐饮服务的营业额有6.8亿元新台币；品牌授权的收入有1亿多新台币。周功鑫说：“这些钱大部分先进入财政，根据指定的用途再进行支出，每一笔款项都会公布在网页上。”

台北故宫所有的收入、支出和预算都会向社会公开，并且接受“立法院”的监督。2009年，台北故宫设定了一笔10亿元的特别预算，用于采购“亚洲文物”，但“立法院”认为这违背了故宫以中华古代文物为主的《故宫组织法》规定，冻结了7000万元的预算；还有一次，“立法院”质疑过去两年来，故宫接受一亿二千多万元新台币的外界捐款，却没有依照财政收支法与预算编列法入账。台北故宫很快回应，这些捐款不会进入故宫，而是进入财政，每一笔都会按照指定用途使用，明细都一一可查。

面对“立法院”和公众的质疑，周功鑫曾表示，一般而言，院方会准备一个“说帖”，用最正确的语句和方式在第一时间内去沟通。她认为，接受的质疑多了，早已习惯了。但在沟通过程中需要有耐性、谨慎，还要有气度。只要时间允许，院长周功鑫、副院长冯明珠都会接受媒体的面对面专访。接受《外滩画报》记者采访时，周功鑫刚刚从海外出差回来，异常忙碌。采访结束后，她告诉记者：“我马上有要主持一个学术会议，你如果觉得采访内容不够的话，我们下午可以接着聊。”

拍摄纪录片《台北故宫》时，导演周兵经常在台北故宫的展室里看到父母给孩子讲述《花气熏人帖》、毛公鼎等展品背后的故事，也时常看到时尚的年轻人专注地欣赏一件件藏品。在周兵眼中，台北故宫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也是台湾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已跟台湾人的文化、生活融在一起。相对而言，北京故宫对大陆观众的影响却没那么明显，最多是到北京旅游时不得不去的一个“景点”。

2010年，台北故宫接待了344万观众。虽然现有的建筑已经经历了先后四次扩建，依然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观众的需要。人潮的增加既影响了观展的质量，也给周边的交通和停车等带来不便。今年10月“大故宫计划”正式启动，将在故宫本身所拥有的土地上增加五倍展览面积，并在院区对面原卫勤学校4.8公顷用地处设置“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内将设立汉字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中心、地下艺术街及文创精品店等相关主题空间。 周功鑫说，2012年5月主体建筑将上网招标，预计2012年9月开标。

已在故宫工作了三十多年，周功鑫最大的满足就是看到祖孙三代悠闲地在故宫里漫步。 “故宫就是应该是面向公众的，绝不能只是给少数人提供特权。”周功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