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统计过,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鼓吹暗杀的图画文字,占全部图文的20%以上。
刺客吴樾觉得,值得自己关心的只有排满。“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他写道,“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其实暴力革命即便在甲午之战惨败后也不是主流。戊戌变法时,举国士气受到新气象的提振,读书人几乎都是改良派,改革共识前所未有地强大、坚定——可惜,等待人们的只是六君子的一腔热血。接着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由于朝廷仓皇西奔,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已经所剩无几。这越发坚定了激进的看法——清王朝的腐败是中国富强的最大障碍;改变现状的第一步,不是立宪,而是改朝换代。暗杀时代由此发端,并且逐步升级,愈演愈烈。
从肉体上消灭几个权臣,能够改变晚清的局势吗?这种争论一直都有。但是,刺客们觉得,比起暗杀来,朝廷和咨议局里关于立宪的清谈,难道就能让中国摆脱腐朽的专制政治,变成强大的现代国家?
后来,再后来,当革命者成为掌权者,刺客变成政客,暗杀者成为暗杀对象,革命党人的“暗杀时代”,就画上了句号。
1905:吴樾开启“暗杀时代”大幕
1905年底,在安徽芜湖——长江中游一个普通的小城市,距离繁华的南京很近,与浙江也有着地理上的紧密关联——陈独秀接到了朋友从北京发来的信。信中有一个他早已经猜到了的坏消息:以炸弹谋刺五大臣的刺客,正是他的同乡好友吴樾。
江风吹过小城——芜湖被两条江所环抱,城中还有一山一湖,但陈独秀却没有感受到江南的温柔之意,在城中著名米市边上,他踯躅再踯躅,在踯躅之余饮酒,于酒酣耳热之际,想起和朋友在一起的光景。往事历历在目,诗人不禁被悲凉的情绪所包围: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捣虎狼秦。
伯先和孟侠都是陈独秀的朋友,后者指的就是吴樾。在诗中,陈独秀明确地将吴樾比作荆轲。“碎身”云云,并不是文学上的夸张。荆轲行刺时,先被秦王一剑砍断了大腿,接着被削去了几根指头,最后的下场是被秦宫的卫士剁成了肉泥——这似乎是刺客的终极宿命:吴樾的身体也被自己携带的炸弹炸烂了。
陈独秀怀念吴樾的诗句,是一个刺客为另一个刺客写下的悼词。事实上,陈独秀和吴樾属于同一个暗杀团体,吴樾的暗杀行动,陈独秀也参与了策划。有人认为,吴樾使用的炸弹,是陈独秀和浙江人蔡元培共同制作的。这些炸弹性能不佳,结果发生了意外,是吴樾抱憾而死的主要原因。
尽管陈独秀从来没有亲自实施过暗杀行动,但他在暗杀团体中的资历要比吴樾老得多。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陈独秀还曾有这样一重身份——老资格的刺客预备队员。但在陈独秀的年轻时代,很多后来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都曾经是狂热地拥护过暗杀。蔡元培、章士钊、鲁迅、刘思复等人都有过一段热衷于试验炸弹、准备暗杀的经历。在上个世纪之交,他们代表了一大群对时局感到苦闷而又偏好激烈手段的年轻人。
荆轲刺秦的故事发生于公元前227年。2132年后的9月,26岁的安徽人吴樾秘密潜入了北京。他住进一家小旅馆,联络城内同志,前往北京火车站勘察地形,谋划暗杀的种种细节。
吴樾的目标是清廷的五位重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他们受慈禧太后的委托,出国考察立宪,为中国实施政治改革做准备。五大臣出洋,名义目标是考察学习,以资政改,其实,经过甲午之战、戊戌变法和日俄战争,以及这些事件引发的长年累月的政治辩论,政改路线图早已成形,实行君主立宪已经成了唯一选择。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消息一放出,就成了朝廷准备改革的活广告。五大臣中有满人,也有汉人,大多口碑不差,向来被视作朝中的改革派。他们一动身,就是为了昭示中外舆论,意在表明紫禁城内的改革决心。
属意立宪改良的人士翘首以望。火车站位于正阳门外,距离紫禁城不过一箭之遥,五大臣预定动身时间是农历七月二十六日。出发之日,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谁也没想到,吴樾在自己的包袱里带了一枚炸弹。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吴樾都更应该是个暗杀的理论家,而不是实践者。他遗留下一张照片,看上去样貌普通,尽管很年轻,但绝非头角峥嵘、锋芒毕露的人。他生于安徽桐城。桐城距离江城安庆——安徽的首府——不远,在整个清代都以文化昌盛而著称。桐城是桐城派的发源地,最后一个桐城派的散文大家吴汝伦是吴樾的同族,按照辈分,吴樾应称吴汝伦为叔父。吴家的经济条件一直不好。吴樾回忆说,父亲“迫于家计,不得安居,复奔走风尘间,集所得以为予兄弟教养之用”。
吴樾的青年时代和大多数官宦家庭的后代无异,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从13岁开始致力于科举考试,但似乎并不擅长此道,吴樾连考7年秀才不中,21岁时,他放弃了这种徒劳的努力,从此绝意于科举。两年后吴樾离开家乡到北方之后,因吴汝伦出力,他先入保定的两江公学读书,随后考进保定高等师范学堂。
吴樾在保定接触到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非官即幕”,以致他也忍不住“怦怦然动功名之念”。传统上,官员都是取得了功名的读书人,而他们的幕僚要么是科场失意的读书人,要么是家境贫寒的候补官员。19世纪中期之后,动荡的局势也提供了更多的流动机会,没有功名的人也有机会通过战功、经营洋务或编练新军做官——出身于李鸿章幕僚的盛宣怀就是一例。社会上普遍将保定高等师范学校这种新式学堂作为一种进身之阶,对吴樾这种出身的年轻人来说,有“功名之念”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但时代的潮流却把他卷离了原有的位置。在赴北京实施暗杀前半年,他在文章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正是在新式学堂读书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先是在康梁的影响下,他从一个热衷功名的年轻人,变成立宪主义者;又在革命党人所办的报刊影响下,从立宪主义者变成民族主义者。转变如此迅速,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张报纸还没有看完,他就接受了其中宣传的主义。
自从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吴樾不再考虑辛苦而前途难测的寻常生活。1903年,他曾和安徽籍的同学一路由北而南,旅行至上海,在那里结识了陈独秀。吴樾到过国内许多地方,加入了若干秘密会社,与安徽和浙江的会党都有联系,其中一些人——比如陈天华、陈独秀——是他的挚友,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生平。
吴樾交待,如果他在暗杀行动中遇难,就将遗著托付给陈独秀。这是一部两万多字的著作。他在其中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然而,大多数篇幅都在讨论暗杀的必要性以及手段。
1905年夏,他离开保定来到北京,住在桐城会馆里。吴樾很快和暗杀团体接上了线,不久就参加了陈独秀的老朋友杨笃生组织的北方暗杀团。刺杀目标是五大臣。民族主义者吴樾反对任何可能延长清朝统治的措施——不管是新政还是立宪。
暗杀计划最终得到了北方暗杀团创始人杨笃生的支持。杨笃生的另一个身份是五大臣宪政考察团的翻译随员。他要随五大臣同行,所以了解考察团乘车的行动细节,这样就能为吴樾的行动提供指引。
吴樾的遗著里有他写给妻子的遗书。另一个革命党人林觉民几年后写给妻子的遗书凄切动人,颇具文学色彩,相比之下,吴樾写家书时的笔调要平淡得多。他在信中写到了自己对死亡的态度,但基本上属于哲学探讨,而不是在表达感情。他甚至没有交待后事。
五大臣出发这天,正阳门车站内外人很多,五大臣乘坐的车厢另有装饰,称作“花车”,非常醒目。吴樾打扮成仆从模样,登上列车,然后拎着包袱向花车靠近,准备混进五大臣所在车厢。在花车的门口,吴樾被卫兵所阻,双方拉拉扯扯的时候,列车正接驳行李车厢,行李车厢的惯性推动客车剧烈晃动,引发了包袱中的炸弹。吴樾当场被炸死,另有两人死亡。五大臣仅受了轻伤。
吴樾事败身死,遗骸被带往家乡,埋葬在安庆郊外的大观山。
暗杀没有就此消停,他的死反而激励更多年轻人走上这条道路。两年后,正是在安庆,浙江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击得手,举国轰动。
“暗杀时代”与“改革时代”
仅从人性的角度看待暗杀,充斥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里的暗杀行动,和《史记》记载的暗杀故事没有什么分别。但对20世纪的革命理论家来说,“暗杀时代”的暴力活动,和之前历史上一切因争夺权力而发生的流血事件,有根本上的不同。
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写的发刊词中,总结了不惜诉诸暴力的三个目标——后人总结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之排满,民生主义之平均地权,民主主义之自由平等,哪一样不需要流血牺牲? 有人统计过,《民报》鼓吹暗杀的图画文字,占全部图文的20%以上。
刺客们不惜赴死,是为了——用孙中山的话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暗杀时代”其实也是“改革时代”。1905年,侥幸逃过吴樾炸弹袭击的五大臣游历欧美十余国,回国后向朝廷提交了一份观察报告——其实是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起草的。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实行君主立宪,进行政治改革。
对改革的目标,当然有不同看法。富国强兵是其一。端方告诉慈禧太后,立宪还能保证“皇上可世袭罔替”——天下还是爱新觉罗家的。在端方这样的掌权派、康梁这样的改良派和各地的立宪派士绅看来,保中国和保大清并不矛盾,两者是一体的:只有改革才能保国,只有国家保住了,才能保住大清的统治;反过来,大清政权的延续,有利于社会稳定,降低改革的成本。
但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家并不作此想。革命党人觉得,中国亡国灭种的最大危险,不是别的,正是清朝的统治。中国的富强和清朝的统治不能两全。革命党人的首要任务,是将保中国和保大清切割开来——所有有利于清朝统治延续下去的措施,哪怕是进步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改革措施,都必须无条件地反对。
但暴力革命即便在甲午之战惨败后也不是主流。戊戌变法时,举国士气受到新气象的提振,读书人几乎都是改良派,改革共识前所未有地强大、坚定——可惜,等待人们的只是六君子的一腔热血。接着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由于朝廷仓皇西奔,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已经所剩无几。这越发坚定了激进的看法——清朝的腐败是中国富强最大障碍;改变现状的第一步,不是立宪,而是改朝换代。暗杀时代由此发端,并且逐步升级,愈演愈烈。
比起吴樾的炸弹袭击来,徐锡麟的计划要复杂庞大得多。刺杀恩铭只是一个开头。杀掉恩铭后,他将策动会党起义,夺取安庆,并由此南下。作为呼应,秋瑾会同时在浙江起事,夺取杭州,然后溯江而上;按照计划安排,徐锡麟和秋瑾将在南京会师,革命党将掌握整个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个雄心勃勃的安排似乎是曾国藩战略的一个翻版,可惜省略了无数细节,也忽视了计划实施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不测,最终根本没能展开。
但徐锡麟的行动仍然轰动了全国。在“暗杀时代”发生的所有暗杀事件中,徐锡麟刺杀恩铭无疑最有代表性:不但因为行动取得了成功,也因为整个计划功亏一篑。这次行动完美地验证了吴樾的理论:暗杀只是因,革命才是果。但是,要将暗杀的成果通过革命巩固下来,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的研究者对徐锡麟的成功啧啧称奇。虽然同志们传说他“枪法入神”,但此事有颇多可疑之处,因为他的视力很不好。其实,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杀死恩铭,并不是因为枪法好,而是长期策划的结果。
徐锡麟出生在绍兴。和吴樾的家乡桐城一样,绍兴的文风鼎盛,出过很多著名的文人。近代浙江是激进思想的摇篮。一些著名的浙江文人同时也是革命家——比如著名的章太炎(他是余杭人),而绍兴人蔡元培考中进士之后,本来在北京的翰林院里担任编修,却做出了一个极其离经背道的举动:辞官回乡,组织会党,醉心于试制炸弹和组织暗杀团体。
浙江文人大胆的议论和出格的举止,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仿效。吴樾就是章太炎的粉丝,遗书中对章太炎的担忧和期许,远胜过他对妻子的关切。徐锡麟生前的名气当然比不上这些名动全国的乡贤,但也并非默默无闻。徐锡麟很早就和会党有往来,加入了蔡元培组织的光复会。光复会的名称是章太炎定的,意思当然是要驱除满人,光复汉族的统治。
绍兴在浙江的重要性不及杭州和宁波,但正因为如此,政府对民间的控制也要弱得多,蔡元培、章太炎都希望能够在绍兴建立一个反满的基地,作为联络会党、策动反政府暴动的中心。具体的工作就落到了徐锡麟身上,地点就在徐锡麟创办的绍兴大通师范学堂里。
大通学堂创建于1905年,是一间训练兵操的民办学校。章太炎忽悠省城官员说,学校的目标是培养团练的骨干,他们回乡后既能组织民团,一旦政府需要编练新军,还可以提供兵源,于是顺利拿到了各种许可。
徐锡麟办学时间不长。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准备通过捐官的办法,混入官场,掌握一支军事力量。徐锡麟的第一步是到日本学习军事。1905年冬天,徐锡麟带着家眷和一批学生抵达东京,秋瑾在东京等候他们。秋瑾留给后世的形象是英风爽烈的“女侠”形象,却对徐锡麟夫妇却关怀备至,亲自安排他们在日本的生活起居,就像在异国他乡重逢的邻家小妹。
徐锡麟在日本投考军事学校,但没有被录取,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近视。他进过几所短期学校,在日本前后待了不到半年时间——这段镀金的经历至关重要。回国后,徐锡麟用朋友资助的钱捐了个道台。时任湖南巡抚的俞廉三是徐家的亲戚,把徐锡麟推荐给自己的学生、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随即被任命为安徽巡警处会办和巡警学堂的监督。
1906年,秋瑾回到国内,1907年初,徐锡麟带着两名学生赴安徽上任,走前将大通学堂托付给秋瑾。此后,安庆和绍兴之间的书信往来不断,商议于当年夏天(农历五月),由徐锡麟刺杀恩铭,然后浙江和安徽两地的会党同时起事。
计划漏洞百出。浙江各地的会党根本无法协调行动。预定日期未到,好几个地方的会党蠢蠢欲动,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警觉,两江总督端方随即查办此事,拿到的名单上不但有浙江党人,连打入安徽内部的党人姓名也在其中——其中就有徐锡麟本人,只不过用的是假名。
恩铭死于不慎,也死于对部下的信任——他居然把这份名单又交给了徐锡麟,让他主持查办。事已至此,徐锡麟来不及与秋瑾商议,仓促发动了暗杀。1907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恩铭前往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 徐锡麟发表演讲后,和两名随从掏出枪,对着恩铭一番攒射。
重伤恩铭后,徐锡麟按计划带领学生前去占领军械库,但到了军械库,发现枪炮都不能使用。清军将他们包围起来,徐锡麟抵抗一阵后被俘。负责处理此案的是两江总督端方。徐锡麟在口供中说,他想杀的满人有恩铭、端方、铁良和良弼——都是满族中主张新政的当权派和改革派。徐锡麟的暗杀名单和吴樾的暗杀名单很近似。和吴樾一样,徐锡麟要杀这些改革派,不是他们不开明,不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对国家不利,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开明,是朝廷依赖的重臣,势必延长满族人的统治。和吴樾一样,徐锡麟是个民族主义者——说汉族主义者当然更准确一些。
徐锡麟在安庆被捕,旋即被杀,恩铭的卫兵和侍妾残忍地分食了他的心和肝。在遥远的绍兴,秋瑾没能成功地发动暴动。徐锡麟的死讯传到绍兴之后,秋瑾的同志们劝她赶快离开,几次为她安排了出走的路线,但秋瑾不为所动。她默默坐在大通学堂里,一动不动,坐等官兵破门而入,将她捕获。第二天,秋瑾被杀于绍兴轩亭口——如果人死后灵魂不灭的话,她一定有很多话要和徐锡麟讲。
1910:汪精卫画上句号
前仆后继的暗杀是有效果的。恩铭没有当场被射死,但身受重伤,最终不治而亡;端方在吴樾的暗杀行动中逃过一劫,但仍不免于辛亥革命后的军变——1911年,他带着一标武昌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走到半路上,楚望台一声枪响,士兵中的革命党人砍掉了他的头;良弼和端方一样,多年来是革命党人暗杀的对象。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良弼和铁良组织宗社党,试图掣肘袁世凯——终于还是死在了革命党人的炸弹之下。暗杀者彭家珍,四川人,在良弼的家门口连放两颗炸弹,自己当场身亡,良弼和恩铭一样,伤重不治。吴樾和徐锡麟的暗杀名单上,只有铁良逃过了炸弹和手枪,辛亥革命后逃到天津做寓公,得享天年。
因为和梁启超论战而声名鹊起的汪精卫,起初觉得暗杀只是儿戏:如果杀几个官员就能逆转形势,推翻清朝,实现三民主义,革命不是太简单了吗?他提醒自己绝不要抱有这种偷懒的想法。然而他作为革命家名动天下,却是因为一起未遂的暗杀。他是这起暗杀的主谋,不但全程策划,而且准备亲自实施——可惜没有成功,否则,1910年到1945年这35年间的中国历史,很多地方恐怕都要重写。
从瞧不起暗杀到亲自从事暗杀,汪精卫的转变和当时萧条的革命形势有关。1910年之前一连串的起义失败之后,很多同盟会的人都感到推翻清朝无望,灰心沮丧的情绪正在扩散,这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的矛盾由来已久,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很多人觉得不过是画饼充饥——大多数人把孙中山视作革命理论家——再刻薄一点的,就难免要在理论家前加上“空头”二字了。
汪精卫受不了这种讥刺。他下定决心,要制造一起轰动的大案,以提振同志的信心,将他们再次团结在一起——也许,潜意识里也不无洗刷空头理论家之讥的动机。尽管同志都反对他去搞暗杀,孙中山更加着急,打电报要他放弃暗杀的计划,但他还是一往无前,于1909年冬天潜进了北京。
汪精卫谋刺的对象,一开始是庆亲王奕劻,因为难以接近,又改作贝勒载洵和载涛,还是没法下手,最后才锁定在吴樾的暗杀行动中幸免于死的载沣。此人后来成了宣统朝的摄政王,家住在什刹海边上,什刹海一端狭窄的地方只有几米宽,一座石桥沟通两岸——这座如今被酒吧包围着的小石桥,就是银锭桥。载沣每天上下朝都要从这座小桥上经过。91年前,汪精卫和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在此踏勘多日,决定将一颗大号炸弹安装在银锭桥下。
炸弹将由电话线引爆,汪精卫具体负责操作。炸弹是革命党人中的“炸弹大王”喻培伦亲手制作的,用的是喻培伦用夹袄从日本背回来的炸药,裹以北京铁匠打造的一枚铁壳。事后试爆,证明这枚炸弹威力惊人。用来引爆炸弹的电话线不长,汪精卫做好了和载沣同归于尽的打算。
埋设炸弹的过程一波三折。第一晚因为动静太大,引得附近一条狗狂吠不止,第二晚所带电话线又不够,都没有成功;第三晚动手的是黄复生和喻培伦,炸弹还没来得及完全埋好,不远处有个人打着灯笼走过来。黄复生恐怕事情败露,让喻培伦去通知汪精卫不要前来,自己躲在一棵树后观察。打灯笼的人到桥上看了看,若有所思的样子。黄复生决定撤退。炸弹太重,带不走,于是就地挖了个坑,将炸弹埋在坑里。
打灯笼的人事后交代,当晚他内急了要上厕所,发现银锭桥下有挖土的痕迹,于是报了官——一起策划多时的惊天暗杀,就因为这种无厘头的原因,提前败露了。警察从炸弹上的铁壳找到铁匠,又从铁匠那里摸出了汪精卫等人的行迹,最后一举将他和黄复生抓获。
和孙中山早期其他坚定的支持者一样,汪精卫也来自广东。汪精卫的父亲其实是浙江绍兴人,但一直在广东各地充当幕僚,所以汪精卫是在广东出生长大的。在家里,汪精卫是第四个男孩,而且是庶出,尽管读书聪明,但没有证据表明父母对他特别偏爱。他在东京办报时被清廷视作潜在的乱党,于是主动和家庭断绝了关系。
1903年,汪精卫到日本留学,其间参加了同盟会,开始追随孙中山。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日本论战时,汪精卫脱颖而出,成为激进革命和暴力排满的积极拥护者。《民报》上的论战文章,很多出自他的手笔。他是孙中山政治理念的最佳阐释者——十几年后,他成为了孙中山的接班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成年后的汪精卫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相貌和风度。1920年代,胡适、徐志摩等人在浙江见到汪精卫后,胡适说,如果汪精卫是个女人,他一定死心塌地地爱她——汪是男人,胡也爱他。这个传说见于徐志摩的日记,即使有若干夸张的成分,相信也不会太过分。从年轻时的照片看,汪精卫的确是个美男子,但能令和他接触过的人对他倾倒到那种程度,肯定和他的行为举止、见识谈吐都分不开。
1910年负责审判汪精卫谋刺一案的清朝官员——警察内城总厅厅长章宗祥和内务部尚书耆善,也不由自主地欣赏起这个危险的刺客来。汪精卫写的自辩词乃一流的美文,为他写传记的作家,大多会将此文附在书后。被捕后,汪精卫和黄复生争相为对方开脱,都自称主谋——这是重义气的好汉重要的标志。对这两人的审判轰动一时,媒体大加渲染,北京城里尽人皆知。汪精卫的绝命诗——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流传一时,结果,汪精卫没有绝命,倒成了传奇人物。
暗杀有一种道德的上的价值。在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人性的堕落往往是一种触目的社会景象。每当政权更替的关头,道德的约束似乎总是会先行一步宣告解体,卑怯和自私自利的行为日益普遍。危机愈演愈烈,普通人就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道德危机。从荆轲的时代到汪精卫的时代,暗杀者的初衷除了要逆转政治的进程,还普遍包含有拯救道德和秩序的理想——尽管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普通人未必欣赏刺客的作为,因为他们手段激烈,往往不能为社会所容。但平民百姓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同情他们,渲染他们的事迹,甚至把他们变成神话——也许是不由自主地服膺于刺客的自我牺牲精神。
常常有人假设,如果汪精卫因谋刺摄政王被判死刑,历史对这个人的评价会不会简单得多——这符合有历史洁癖的人士的想法。照他们看来,如果汪精卫死于1910年,历史固然会损失一篇声情并茂的总理遗嘱,但也会多一个革命烈士,少一个重量级的汉奸。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毕竟时代已经不同了。对汪精卫这样的亡命之徒,清廷不但没有处以极刑,反而刻意优待,不断笼络。位高权重的肃亲王善耆送书给汪精卫,常去狱中看他;两人议论政治,颇有相见恨晚的意思。
汪精卫和黄复生坐了一年多牢。武昌起义之后,清政府大赦党人,两人光荣出狱,再次轰动北京。汪精卫出狱后直接参与了南北议和——最传奇的刺客放下炸弹,就这样变成了政客。
汪精卫出狱后,“暗杀时代”的余音仍未消散,又发生了两起重大的暗杀事件,一是彭家珍刺死良弼,一是北方革命党人暗杀袁世凯未遂,对时局都有不小的影响。和谈只是暴力的点缀,此后数十年间,暗杀仍不绝于书,但无论如何,故事的背景发生了根本变化。1912年陶成章遇刺,1913年宋教仁遇刺,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当革命者成为掌权者,刺客变成政客,暗杀者成为暗杀对象,革命党人的“暗杀时代”,就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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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简单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