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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新首富的烦恼

作者 bokeer/分类 社会聚焦/发布于 2010-12-27 07:50

2010年的企业界热闹非凡。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一年中国民营富豪的状态,那便是焦虑。这一群体的“焦虑”,映射的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就要逝去的这个特殊时点,原有的商业文明多病齐发而新商业文明的建立尚需时日的窘态,而这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新首富的烦恼

2010年5月初,随着总部位于深圳的医药企业海普瑞的上市,一个平头、微胖、46岁的名叫李锂的四川人成为新首富,上市当天李锂夫妇二人账面财富超过500亿元。而在此之前,医药业之外鲜有人听说过李锂的名字。

李锂坐上头把交椅几个月后,首富名号就被大他将近20岁的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夺得。宗庆后是2010年胡润百富和福布斯的“双料首富”,胡润给出娃哈哈约20倍的PE,估算出宗庆后的身家为800亿元,这比福布斯给出的500亿元的估值足足高了六成。

宗庆后财富的一冲飞天,除资本杠杆的发力外,亦是消费或内需概念受热捧的一处注脚。这与优衣库老板柳井正成为日本新首富、ZARA老板安曼西奥·奥特加成为西班牙首富一脉相承;在台湾,康师傅、统一、旺旺三大食品巨头企业的掌门人,都名列台湾富豪榜前茅。

但首富先生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海普瑞在挂牌之前就饱受质疑,其148元的天价发行价实在太惹眼了,同时业绩暴增、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认证的惟一性亦为坊间所热议。曾自诩“在这个星球上,只有我才能搞懂中国的肝素钠行业;在这个星球上,我也只能搞懂中国的肝素钠行业”的李锂,终于知道首富的日子不好过。

与其说人们不相信李氏家族,不如说是投资者对超级暴富神话频现的不信任。根据万点资讯公司的数据,截至12月上旬,2010年沪深两市挂牌企业共327家,融资额将近4700亿元,创下历史之最。与A股市场融资额创历史之最相呼应的是,截至12月上旬,2010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企业达到39家,占美国市场IPO数量的25%。

宗庆后的烦恼则来自娃哈哈接班人问题。宗庆后打“民族牌”得心应手,但打家族牌往往捉襟见肘──女儿宗馥莉是否接手娃哈哈整个棋局,始终是困扰他的一大命题。在这方面,宗庆后没有左宗申(宗申集团董事长)洒脱,可以任由女儿左颖游走世界,他也没有杨国强(碧桂园董事局主席)狠心,不给杨惠妍辩驳的机会,他同样没有刘永好(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幸运,有刘畅这样成熟的女儿。

大喜大悲

李书福和王传福是2010年两颗耀眼的同行业富豪。8月初,吉利收购沃尔沃完成资产交割仪式,李书福“汽车疯子”的称号再镀金。不过,对沃尔沃的整合难题摆在面前,谁也不知道,李书福发下的“让沃尔沃重回往日荣耀,超越奔驰、宝马”的誓言是否能实现。9月底,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中国行,除了最后一天的慈善晚宴外,其余时间基本上都贡献给了比亚迪,王传福成为他们的“中国领路人”,最具黑色幽默的是,巴菲特参加慈善晚宴,坐比亚迪的哪款车,下车前后说什么话、做什么手势,都事先策划好,而且策划案竟提前流传了出来。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了那么多公司掌门人当中,与巴菲特关系最密切的,则数王传福了。有投资者猜测说,巴菲特这种卖命做宣传的举动,是为下一步减持比亚迪做准备。

这一年当中,悲情的富豪要数兰世立、李途纯。兰世立和李途纯都是一副好赌、偏执的性格,结局都是进了铁窗,不过,兰世立的情形更富戏剧性。东星航空于2009年3月份崩塌后,他的新加坡国籍和政商的背景使得其去向成谜。然而,就在坊间传称兰世立2009年底已经结束监视居住、重获自由后不久,2010年4月,武汉市委党报发布了一则消息,称兰因犯“逃避追缴欠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此,东星航空,以及奥凯航空、鹰联航空的变故,意味着“非公36条”发布后的5年里,民营航空如昙花一样,迅速凋零。最有意思的是,今年5月份“新非公36条”发布,又一次提及民营航空业开放的话题。

寻找安全感

王中军在谈到华谊兄弟于去年底登陆创业板时说,上市使他更有安全感。这句话如果用在孙宏斌和尹明善身上,则再合适不过了。孙宏斌,曾被柳传志送进监狱、曾公开叫板王石的地产猛人,最近几年甚是低调,从顺驰到融创,孙宏斌曾三次尝试将自己的公司推到资本市场上,结果屡战屡败,直到今年10月,他第四次的试水终于成行,融创中国在香港成功上市,庆功宴上,他大醉酩酊;尹明善,这位年轻时曾有过多年的铁窗生涯,54岁才开始创业,如今72岁高龄的老人执掌的家族企业力帆股份终于11月底挂牌上市,和由于妻儿关系微妙,力帆将来可能引起控股权之争的危险相比,上市本身让尹明善更有安全感。截至12月21日,尹氏家族的账面财富为95亿元人民币。

同样是寻找安全感,福建首富、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选择的是一种“减持套现-财务投资-捐出股份”的形式,这种“三步走”成立信托基金的形式,显示出陈发树的策划团队精湛的资本腾挪之道。他的老乡、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也曾在去年宣称巨额捐股,但最后选择于今年4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形式套现福耀玻璃约9亿元,然后与福建慈善总会签约了一纸同等额度的捐赠协议。

与上述情形有所不同的是,英利集团董事长苗连生选择以“散财”的形式声东击西、寻求安全感,他于今年6月甩出逾2亿元的巨额广告费,买下64场世界杯足球赛每场8分钟的注意力效应,媒体轮番报道和热议,他算是打了一场漂亮的营销仗。事实上,他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造势,达到抵抗与自己有渊源、但现在已是仇敌的同城国有企业天威保变的排挤的目的,这与两年前杜双华为抵制山东钢铁的并购而在汶川地震时高调捐出1个亿的做法异曲同工。

马云也有缺乏安全感的时候,他也知道什么该争什么不该争,以及如何去争。对于支付宝,他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如果国家有需要,我准备(将支付宝)随时献给国家。”

政商关系“拐点”

中国民营企业家处理政商关系的类型大致有四种,第一种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风光,却常心生唏嘘;第二种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结,共谋“大业”;第三种是“不倒翁型”,环境恶化抑或决策失误后,总有“贵人”相助;第四种是“紧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从不越界。

四种类型虽风格各不相同,但因为政界关系边界不好拿捏,参与者无不常如履薄冰、噤若寒蝉。可是到了2010年,一种奇怪的现象发生了,那便是有的“沦陷者”不但安然无恙,反可能愈挫愈勇。譬如今年被曝涉入黄光裕案和力拓案的一些企业与企业家。

涉入力拓案的两位民营钢铁富豪———日照钢铁创始人杜双华和荣程钢铁董事长张祥青,前者称力拓前雇员王勇曾向他索贿900万美元,力拓前职员则坚称是“借款”而非索贿,杜双华最终安然无事;后者亦然。当一个行业几乎要集体沦陷时,有罪会被定义为原罪,进而等同于无罪。

郭京毅案的审理将新奥集团、苏泊尔等涉案企业也拖出水面。新奥集团是民营燃气巨头,创始人为王玉锁,美国能源部门朱棣文2009年中来中国,还专程到新奥参观。新奥非但未被涉入郭案一事拖入泥沼,反在资本市场上更加顺风顺水──新奥燃气更名为新奥能源后,股价不断攀升,最近又拿地扩张;苏泊尔及其董事长苏显泽亦如是,几乎没有受到案情的任何影响。

不管是民营企业家腐蚀了官员,还是官员用权力的过分伸张逼迫企业家出此下策,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情势,可以说到了一个“拐点”。

恶性对抗

如果说这一年中最令人感触的,则属许多行业龙头企业内部或之间恶性竞争的手段全部摆到台面上,有的是迫不得已,有的则是早已按捺不住,而个中奇招怪招迭出。代表企业有国美电器、土豆网、谢瑞麟珠宝,以及腾讯与360(奇虎)、伊利与蒙牛、盛大与百度、京东商城与当当网等对决案例。

国美电器控股权之争中黄光裕与陈晓的争斗,土豆网上市前诉讼中王微与前妻杨蕾的纠纷,以及谢瑞麟10亿港元的股权争夺战中谢氏父子的反目成仇,是中国民营企业最容易跌倒的三块“沼泽地”,其中以国美控股权之争为最,如果说娃哈哈和达能之争是近十年来最具典型意义的内外资联姻企业的火线对抗,那么黄陈之争就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民企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激烈交锋。2010年可圈可点的几起兄弟企业恩怨案例,则是上述四对对决者。腾讯和360之间的战争闹得满城风雨,最后工信部出来调停并让两家企业分别写了“检查”。比两家企业掌门人马化腾和周鸿袆双输结果更重要的是,人们看到了这场战斗当中几乎所有的污秽,两人特别是平时极为低调的马化腾的应对战略、战术、气场和姿态,悉数上了台面,人们的探讨于是开始超出对抗本身,而是“互联网一哥应以怎样的姿态和方式参战最为得体”。

伊利和蒙牛对决是今年秋天令整个乳制品行业震动的一起事件。这一事件当中,有极端恶性的行业混战,有行政力量的保驾护航,更有起伏跌宕的剧情。三聚氰胺后刚刚恢复的行业元气,几乎就被这场对决消耗殆尽。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当这些公司的竞争与对抗越来越令人关注,并成为公共话题之时,或许意味着蜕变的时机很快就要到来了,新的商业文明会显露头角。马云对新商业文明的定义是“让诚信的商人获得比没有诚信的商人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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