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之流行,盖因为其语言之风趣诙谐,用词之现代,使得看文言文看得两目瞠直的读者们大有解放与释然之感。
但其实,易中天并非最早以现代文诠释古代故事的人。在他之前有我至为喜爱的柏杨先生,段数高出易中天甚多,易中天是将故事换个说法,换了个现代理解方式解读,而柏杨在台湾“绿岛”把牢底坐穿之前,不但解读了部分历史,还进行了部分考证。
也是他说,在政治挂帅下,中国史书成为文字欺诈大本营。
这是我对某些时段的历史书倍感疏懒的原因。太多东西考证起来,实在劳心劳力劳肺。文人自有史书以来,其本性就难移。所谓的正史,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焚”与“坑”——奈何,帝王老爷的面子交关紧要。
帝王老爷说天是黑的,史书官就得把天写成黑色。帝王老爷整死了哪个名将大丞,史书官就得写哪个名将大丞是罪有应得。
过去的文人不容易。不是这些文人不用脑,是因为不能太用脑,否则写得与帝王老爷初衷不符,脑袋就得搬家。要么腐刑,要么黑狱。可见,在中国的古代,文人活得多么不易。不过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得下狱。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固然有之,确实不及识时务者的俊杰混得好。
有的文人很会粉饰。
书中写“金屋藏娇”的原意,是指的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没想到后人逐渐演变,使其成了二奶之意。阿娇为使汉武帝刘彻回心转意,让司马相如写了《长门赋》,却只留下一篇文章的美名,于其用意无补。
在《昭明文选•长门赋序》上,却说,“司马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柏杨说那是完全歪曲事实,这谎说得太离谱。阿娇在公元前110年,死在长门宫。
文人往往强调文字力量的伟大,可称之为脸上贴金。
金是不嫌多的。据说司马相如这篇软文,拿的稿费是黄金35公斤。恐怕是世界上最高的稿费。
即使是在现代社会里,中国文人的酸气也难以让人忍受——酸/迂腐/察言观色/见风驶舵。你看政府部门的那些文人,擅做四平八稳官样文章,写起八股得心应手,大唱主旋律,遮丑盖陋,奉承上司倒成了应有之意。
进入新的年代,你可发现,现在很多人和媒体抢格子爬。上至领导人亲手敲写(以前是手写,现在大概是敲键盘,或手写好再找秘书敲键盘)致辞,下至读者来论来信,中间还有一堆经济学家要写专栏。也亏得现在纸媒越来越厚,网络媒体容量巨大,不然媒体人早就没法混了。
以前看报纸,多文人挂帅。如今,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如果被人插上“文人”标签,如今就成了赤裸裸的一个靶子般。我们会说,“你才是文人”。宁可被说是媒体人,不能被说是文人。盖因为文人中假冒伪善的烂货多了去,似乎可以随时踩上一脚,我们是万万不敢沾边的。
文人里,最怕的是外行的内行人。但现在外行的内行人又无法杜绝,它们较之雨后春笋还要来得兴盛繁荣,丛生不灭。只要在报纸上有一块地盘,或在协会中弄到一个席位,就敢侃侃而谈。结果是,外行人被唬愣,内行人气得面青。
同事们说起,时常就有“内行人”一泡热泪地对记者们说,“你必须采访我,事实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又或看到一些文人们的文章,下一篇往往打上一篇的耳光,心里就喟然长叹。尤其是写经济评论的,三五个月前才说,到底了好抄底,没想到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又或有些评论员说,这次的政策一定是铁腕得不能再铁腕了,保证能治疗顽疾。可是下一次同行业宏观调控再出台,又说是最铁腕的……也不想想,如果上一次的真的铁腕得能治疗顽疾,中国几大顽固行业如水泥、钢铁连续7年的产能过剩调整无力又是因为什么?所有的靴子都落地了?曾经被地产开发商们认为的“核武器”,事实证明在流动性过剩的楼市中,都变为常规性武器。
如果不是真的了解,就无需口出狂言,让真正想了解实情前景的老百姓“悲欣交集”。
看到这类文字,我就会想,不如去看小说。
喜欢看小说。文艺创作中,以小说为首。但“小”字一出,就可见传统的士大夫们对文艺类文人的看法。
中国所谓的正史,谎话多如牛毛。中国所谓的经济杂文,前后是一套矛一套盾。好在中国人是不已为非的。反而小说,一贯看法是小说家言,荒诞不经。往往荒唐言里辛酸泪,倒是比报纸堆实在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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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简单说几句